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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蜀汉在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结束;魏国在咸熙二年(公元265年)被篡于司马炎。

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儿子。于司马昭死时,继承了晋王与魏国的相国之位。那时候,是咸熙二年八月辛卯日。

三个多月以后,魏国的最后一个少帝曹奂,便叫人把皇帝的玺绶,双手捧送给司马炎。

司马炎在十二月丙寅日,集合几万名臣僚与四夷君长,在洛阳的南门外,郊祀上帝,宣告就皇帝位,改国号为晋,改年号为“泰始”。于是大魏咸熙二年十二月,改称为大晋泰始元年十二月。

魏国也结束了,曹操的一生辛苦与曹丕的一时得意。都幻灭为春梦一场。

吴国亡得最后,要再过十五年,才轮到它。到了孙皓的天纪四年(公元280年)三月壬申日,才被司马炎派来的大军所征服。

孙皓是孙权的孙子、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吴国在孙权与孙皓之间,有过两个其他的皇帝:孙亮与孙休。

孙权的第一个太子,是长子孙登,孙登不幸早死。孙权的第二个太子,是第三个儿子孙和。孙和因姐姐大虎向孙权进谗而被废。最后,孙权死时,小儿子孙亮得到皇帝之位。

孙亮当了差不多七年的皇帝,为权臣孙[左纟右林]所废。以后,自杀;自杀之时,还不过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

继孙亮而为皇帝的,是孙权的第六个儿子孙休。孙休在位,六年多而死。

废了两年

他的丞相濮阳兴与左将军张布受了他的临终之时的“顾命”,却并不扶立他的儿子孙[上雨下单],改立了一位“长君”,年方二十三岁的孙皓。

孙皓即位不到三个月,便杀了濮阳兴与张布。原因是,他听说这两人见他性情粗暴,好酒好色,颇有后悔立了他的意思。

孙皓在位十六年,除了把交州重新夺回以外,别无其他作为(交州是在他即位以前的一年,被司马昭的人夺去的)。

他下令所有的大臣,必须把女儿送进宫来,任他挑选,选剩下来的,才许领回去嫁人。传说他的后宫女子,有五千名之多。事实也许与这个数目稍有出入,然而他是一个昏君,而不是一个贤君,已经是千古的定论。

他不仅是一个昏君,而且是一个暴君。他喜欢剜掉“犯人”的眼睛;也喜欢用锯子锯掉“犯人”的头,有一个官居太守的奚熙犯了“非论国政”之罪,被他杀掉三族。

像他这样的一个既昏且暴的亡国之君,竟然能在蜀汉已亡以后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令我们又叹一声“天道难知”。英美人也有一句俗语:“上帝有他的奇特作风。”(God has His strange ways.)我们倘若多懂一点上帝的奇特作风,便多了解一点历史哲学。例如,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上,常常来了“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的那一套呢?

请原谅,我必须先交代一下,孙皓在公元280年是怎样丢掉了他的江山的。很简单,司马炎于休养生息了十几年以后,调遣大军,分兵六路,对孙皓的东吴下手。

这六路的司令与目的地,是:

一、司马伷,涂中(当涂)。

二、王浑,牛渚(采石矶)。

三、王戌,武昌。

四、胡奋,夏口(汉口)。

五、杜预,江陵。

六、王浚,西陵及其以东。

在这六人之中,杜预的地位最高:他是“镇南大将军”,其余的五人都只是“将军”而已。我们今天的人,仅仅晓得杜预是一位《春秋左传》的注解家,不曾注意到他曾是显赫一时的“镇南大将军”。

杜预一向坐镇在襄阳。他在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正月间出动,在二月甲戌日打下江陵。

东吴在荆州南部几郡(湖南)、交州与新设的广州的大小官吏,都纷纷派人送了印绶来,向杜预投降。

这时候,王浚也已经带了他的部队,乘船由益州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烧断了东吴水军用来“锁江”的几千尺长的铁索,占领西陵峡与荆门、夷道两个城。

司马炎叫杜预镇抚零陵、桂阳、衡阳;叫王浚继续东下,与王戎、胡奋共同进攻武昌和夏口。

王戎懒得自己费事,只派了两个参军带一些兵去。胡奋相当卖力。于是王浚与胡奋二人很快就拿下了武昌、夏口。

王浚在三月间又“顺流而下”,到了建业的城下。中途,他收降了孙皓的游击将军张象,与张象所率领的一万水兵。

孙皓曾经让丞相张悌,带了建业城内的精兵三万人,在三月初旬渡过长江,抵挡那来攻牛渚的王浑。张悌忠义有余,而军事学识不足,一战而败,本人阵亡,部队被杀了七千八百多名,剩下来的残部,都丧失了战斗能力。

司马炎的叔叔、晋朝的琅邪王司马伷,也率领他的部队到达了涂中(当涂)。

孙皓生活在王浑与司马伷四只眼睛的监视之下,已经够害怕的了。忽然,听说又有“兵甲满江,旌旗烛天”的王浚,即将来到建业城外的长江江面。孙皓不再考虑,立刻叫人写降表,写三份,分送给司马伷、王浑、王浚。

这三人都很欣赏孙皓送来的这张降表。

王浚的船,行列有一百华里长;王浚的兵,共有八万之多。这些兵敲着鼓,喊着、唱着,果然来到了石头城(建业)的城下。他们抬头看到,城墙上竖满了降幡。

唐朝的刘禹锡,有一天航行到今天湖北省大冶县之东的西塞山,想起了这是当年王浚带了“楼船”所经过的地方,不免詩兴大发。吟了一首“怀古”: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以前,孙坚、孙策何等英雄。孙权也不愧是一时豪杰。而今,这窝囊的孙皓丢尽了曾祖、伯祖,与祖父的检。他捆了自己,带了棺材,走到王浚的军门,去听凭处分。

王浚也像以前邓艾对待刘后主那样。解了孙皓的绑,烧了孙皓带来的棺材,请孙皓进来相见。然后,点收了东吴的领土地图与户口册藉。地图上列有四个州(扬州、荆州、广州、交州),户口册籍上列有五十二万三千户人家。

驻扎在涂口的王浑,大吃其醋,认为王浚无权受降,他王浑自己是“安东将军”,而王浚不过是一个不三不四的“龙骧将军”。王浑又认为,既然司马炎曾经命令他攻涂口,可见这攻进建业的事是司马炎准备交给他的任务。王浚分明在“越俎代庖”,而且,真正打了一次硬仗、击溃张悌的,是他,不是王浚。他尤其生气的是:在王浚经过(江宁峡之东的)“三山”之时,他派人请王浚到自己的军营里“谈谈”,那王浚却藉口“风大,船停不住”,竟敢不来(王浚也知道,倘若去王浑的营里,王浑一定要“节制”他,命令他暂时不要进展到建业城下)。

王浚赶紧把孙皓押送给王浑,把首功让给王浑。王浑却仍然向司马炎告了王浚一状,说王浚不受他的“节度”。

司马炎把王浑的状子,交给主管的臣子们审议。这些臣子竟然站在王浑的立场,建议用囚车把王浚押解来京,从严惩罚,像以前对邓艾那样(为什么这些臣子对王浑“一面倒”呢?因为王浑的儿子王济,娶了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王浑与司马炎是“亲家”)。

司马炎在这一件事的处理上,不愧为开国之君,比他的爸爸司马昭还略高一筹。司马炎不准把王浚用囚车押解来京,只是下了诏书,申斥王浚一番,不该违抗了王浑的节度(王浚上表申辩,说自己在三月十五日中午已经到达秣陵关,到了黄昏之时才接到王浑要他接受“节度”的命令。在命令中,王浑叫他回军西向,围石头城。这时候,孙皓已经来降,实在没有再去围石头城的必要)。

那位天子亲家王浑,也真是够无聊的,他又告王浚“得吴宝物”。王浚又不得不申辩,说:先走上孙皓的御船的,是王浑,不是他王浚;先进孙皓的皇宮的,不是他王浚,而是晋朝的扬州刺史周浚。

到了王浚到京觐见之时,王浑在京城的党羽,又告他擅自烧了孙皓的船一百三十五艘,奏请司马炎把王浚“付廷尉椎”(抓到大牢里,严刑拷打,看他招也不招。这是我们中国人白玉一般的文化之中,挺难看的一点微瑕)。司马炎说:“不必如此。”

司马炎升了王浑的爵,由京兆侯晋封为京兆公,也升了王浚的官,由龙襄将军升为“辅国大将军”,其后再升为“镇军大将军”。

孙皓到了洛阳以后,被司马炎封为归命候。以前蜀汉后主到洛阳,所得到的爵位是“安乐公”。公爵,比孙皓高。魏国的末代皇帝曹奂,是在禅位以后被封为“陈留王”,王爵,比刘后主又高了一层。

司马炎待他三人(曹奂、刘禅、孙皓)都很宽厚,让他们安享余年而死。

现在,我们可以略为谈谈分久必合的大道理了。我在三十三年前曾在重庆于演讲之时说过:分久必合的必字,与合久必分的必字,都不妨“修正”为“可能”两个字。“合久了可能分,分久了可能合”。现在,我以为这“可能”两个字,又不妨再修正为“容易”:“合久了容易分,分久了容易合”。

原因何在?合与分,本身都各有可爱之处,也各有缺点。刚合了不久,一切新鲜,颇有“开国景象”,在上的求才若渴,在下的互庆升平,合久了,有若干缺点就显露了。当皇帝的以为宝座稳如泰山;当官的懒得向老百姓讨好;没有当到官的,由于爸爸或丈人不是官而似乎永远没有机会一过做官的瘾,因此而“唯恐天下不乱”;至于一般浑浑噩噩的老百姓,过久了出汗纳粮的日子,也感觉烦,倘若又遇到什么蝗虫、大水、干旱、地震、土匪,那就颇有“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说”的造反之意了。于是,大一统的局面土崩瓦解,慢慢地在地平线上冒出来若干割据一方的群雄。群雄互相比武,比到后来,就有几位尖尖儿的角色,演出在时间上或长或短的“分”的局面。

分的局面,未尝没有它的令人向往之处。以读书人而论,在战国时代活着,确是比在明清两代捱着,舒服得多。明清两代有盐商,却没有孟尝君,也没有像“稷下”那样可以雄辩滔滔、畅所欲言的公共场所。做官的,与希望做官的,也会羡慕他们在战国时代的老前辈:本国或另一个国家的君主不赏识他们,他们就可以走到另一个国家去活动活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以苏秦而论,只要还留着“三寸不烂之舌”,不怕没有一个可以让他“飞黄腾达”的国家。

我想大胆说一句对先贤失敬的话:倘若诸葛亮不留在隆中等机会,而跟着哥哥诸葛瑾到东吴去找工作,像诸葛均后来跟了他去西蜀一样,那么诸葛亮十有九成,在东吴当不上丞相,而极可能倚靠哥哥的社会关系,做到一名比“长水校尉”高不了多少的不大不小的官而已。

诸葛亮之所以能与哥哥诸葛瑾各仕一国,分途发展,正是天下三分的可爱之处。太史慈是山东人,到了东吴,才遇到一个自称为他的知己的孙策。当时,北方人跑到南方,南方人跑到北方,东边人跑到西边,西边人跑到东边,忙得很,热闹得很。

老百姓夹在三个国的里面与中间,岂不很苦:要打仗,要纳粮,还要做无薪的工。事实,却也并不太坏。三国时代到来以前,当老百姓的还不是一样要纳粮、做工、打西羌、打乌桓、打鲜卑?三国时代的仗,也只有几次比较激烈。

就一般的生活情况而言。老百姓在三国时代,远比在东汉时代活得好。朝廷上不再有宦官外戚把持一切(除了西蜀在最后几年有一个宦官黄皓而外)。三个国家的大小官吏,绝大多数是清廉的。诸葛亮而且把西蜀治理得道不拾遗。

曹魏的法律,比较偏于太严,却也有严的好处,叫人民不敢轻易犯法,也就免得受刑。明帝曹叡所修订的魏律,其后成为几个朝代的法律的蓝本。

曹魏也创行了“九品中正”的制度。这制度虽未必能实现以绝对客观的标准来登记青年才俊的构想,却也不能不说是好过了东汉末年那些孝廉、茂才,都并无优良品德或真才实学,全靠父兄与岳家的权势而获选。

曹魏的屯田政策与水利建设,虽则是以便利军事行动为目的,而间接却大大地帮助了农民。

曹魏在金融的处理上,有点儿颠颠倒倒:恢复了五铢钱,又施行“以物易物”。在这一方面西蜀比曹魏高明,一度发行了当百的大钱,而不久便恢复了五铢。后主与诸葛亮继续执行这一种取信于人民的好政策,让人民始终生活得十分安定。孙权也发行过大钱,而且发行了“当千”的“大钱”,来套取人民的“小钱”。但是,后来他也觉悟了,把“大钱”收了回去(东汉与三国时代的人,喜欢那重量固定、成色固定的五铢钱,正如民国的许多老百姓之喜欢所谓“袁大头”。袁大头,每块重库千七钱二分,质量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纯银)。

魏蜀吴三国的领土,加起来,比以前东汉的大。它们三国彼此的力量差不太多,在中原角力,角成了一时彼此无可奈何的相持的局面,于是分头对外发展,把较为弱小、在文化上较为落后的邻居部族,“纳入范围”。魏对于乌桓、鲜卑;蜀对于南方的夷(蛮夷)与青海及甘肃西南的羌,吴对于江浙皖三省山地的“山越”、皆是如此。

三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军政人才。这些人,倘若生在东汉,大概只能有三分之一的数目春风得意。

三国时代的经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都十分发达。原因是:有刺激、有挑战,又有热心的老师。小道如看相算命,也颇有可观。至于,虞翻谈《易经》,谈出了新鲜的道理来,那就更高于看相算命的管辂了。一度想说服诸葛亮向曹魏投降而反被诸葛亮用“正议”申斥了一顿的王朗,对《易经》也有相当研究。他所写的“传”,到了北魏之时,仍被经生用作课本。他的儿子王肃,是有名的古文家(被有些人怀疑为“伪孔安国古文尚书传”的作者)。王肃的儿子王弼,是天才:他注解了《老子》,又用《老子》解释了《易经》。

论文学,我们只须再提一下曹操的“对酒当歌”与曹植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不就够了吗?再说,建安七子怎么样?东汉有没有?

在才华上比曹植略逊一筹的曹丕,却也自有千秋。在诗的体裁上创始了“七言”,又在小说方面写了一部神怪的《列异记》。与他有“谈鬼”的同好的,是《搜神记》的作者,干宝。

干宝同时也是一位“掌故家”,留下了《魏晋春秋》,作为其后南北朝刘宋的裴松之用作注解《三国志》的材料之一。以裴松之所引的若干书籍而论,三国时代的当代历史家确是不少:写《魏略》的鱼豢,写《吴书》的韦昭,等等,不胜枚举。甚至那人格不甚足取的谯周,也表现了他对古史的浓厚兴趣(写过一部《古史考》)。

三国时代在艺术上的成就,图画可以用美国波士顿城美术博物院所藏的壁画为例:上面有两个极其生动的游春的人。建筑,东吴的佛教寺庙很多:武昌有慧宝寺,建业有瑞相院、保宁寺,吴县有通玄寺,鄞县有德润寺。曹操在赤壁之战战败了以后所建的铜雀台,大概不太难看。他的孙儿,明帝曹叡,是一个很喜欢搞建筑的皇帝。

谈到科学,三国时代有过会用麻醉药,又会动手术取出肾结石,甚至有把握进行“神经解剖”的名医华佗。马钧,传说为水车的发明家,但他确是曾经发明了“发石车”、“指南车”,与“十二蹑绫机”。以及一种自动儿童玩具,叫做“翻车百戏”。马钧是魏国人,魏国另有一位刘徽,在数学上颇有造诣,写出了一部《海岛算经》。

三国时代的分裂局面。竟然有那么好,那又何必再合呢?是什么人,为了什么原故,要把三个国家又合成了一个呢?为什么,在最后合的时候,又合得那么容易?

想合的,不仅是司马昭与司马炎,吴蜀两方的君臣,也都是想统一宇内的,只不过是力量不够而已。自从孟子以来,中国人的政治思想都有了“天下定于一”与“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等等牢不可破的“定论”。他们接受了孟子的判断:天下要安定,只有在统一于一个君主之下的时候;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因此地上也不该有两个大王或皇帝。

这个理论,是否有斟酌的余地,只有少数入私底下在“胡思乱想”。极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仅是皇帝与大臣,而且是一般的老百姓,总以为:有了两个以上的皇帝就会有内战,就不太平,就不安定。而且,在一个“天下”之内,一个中国之内,是不应该有两个皇帝的;倘若有,那是违反天道,不能长久。

除了这种心理上的因素以外,三国的大臣与人民也有点儿感觉到,再分下去没有什么意思。分久了,似乎就怀念过去合的时候的光彩。晋朝的司马氏一家,虽则以“狐媚取天下”,似乎对老百姓倒很宽厚。司马炎本人,也不像孙皓那么昏而且暴。中国能够统一于司马氏之下,也许要比天下三分好。

因此,司马昭与司马炎把三国合了起来,合得十分容易。曹操曾经想拚出一个统一的局面。诸葛亮也试图帮助刘备与刘禅,以追求同样的目的,却鞠躬尽瘁而死。曹操与诸葛亮的才干,均比司马昭与司马炎高,高得不成比例。

为什么司马昭与司马炎先后轻轻一动,就吞并了西蜀与东吴?大概是,正如我的假定:分久了,便容易合。正如两汉合久了,也容易分。

话说回来,两汉是合了四百多年才分的;为什么三国分了几十年就又合了呢?我的答复是:司马炎在公元280年所完成的合,只是暂时的合而已,过了十年便有八王之乱,接着又有“五胡乱华”与南北朝,要到了隋炀帝以后的李渊、李世民,由于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些第一流人才作为帮手,才把庞大的中国真正合了起来,却也不过合到了安禄山造反为止,前后只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真正统一而已,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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