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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

唐太宗之所以能享誉千载,关键在于他有个非同寻常的成果,即唐朝两大治之一的“贞观之治”。

大治天下,是每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要实现这个理想,却又谈何容易。其需要君主不是停于空想、停于空谈,而是有脚踏实地不懈地追求的精神;需要一大批臣子不是安于享乐、安于现状,而是有同心同德为之奋斗的襟怀;更需要百废待兴、人心思治的社会条件。

唐太宗有这种精神,他的臣子有这种襟怀,他的国家有这种条件,万物皆备于他,从而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实现。

求治,在唐太宗登基之初,就被置为头等大事。“每思治道,至深夜方寝。”但是否能达到治,他心里惶惶然,没个数,感叹:“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由此,他发起了一场讨论,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有见地的意见不胜枚举,而魏微和封德彝的争论,成了两种直指要害的代表性思路。

魏微认为:“大乱之后,不是难治。而是易治。因为天下久安,民众趋于骄佚,骄佚则难以教化;而经战乱,民众愁苦,愁苦则容易教化。这犹如饥者思食物,渴者思饮水。”

封德彝非议魏微的说法:“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人心越来越奸讹,故而秦朝用法律,汉朝王道霸道相杂,这都是人心不能教化的原因。魏微是书生,不识时务。若信r他的话,国家必败。”

魏微反驳道:“古代大乱之后而大治的例子比比皆是。若是说古人纯朴,人心渐渐奸讹,岂不是到今天,都变成了鬼吗?人主还怎治理!”

争论的结果,是唐太宗站到了魏微一边,并以“大乱之后易大治”的思想为指导,进人了探索求治的历程。

教化民众,首先得让民众能安居乐业,不要再断了生计,被迫为盗。故而,唐太宗反对用重刑来“止盗”,而是提出了去奢省费,轻摇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四项方针,改善社会秩序。四项方针的贯彻是有效的,“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

唐太宗深知,凡事都有“本”,即根本之处,治国应从根本人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国以人为本,是大政;人以衣食为本,是实事。唐太宗以大政指导实事,全面推出了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措施。他根据战乱之后人口稀少,无主荒地大童存在的情况,重新制定了均田制,尽可能使人人有田,同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1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他又制定了减轻民众负担并能够接受的租庸调法。在这二项基本政策上,他劝课农桑,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告诫地方官不得扰民,以不违农时。此外,还大力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人日繁衍,增加劳动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唐太宗的一系列利农政策出台后,不仅使自隋末以来的衰破现象得到了改变,且迎来了许多年的大丰收景象,迎来了政清国晏的局面。

贞观四年(公元品O年),“是岁,天下大捻,流散者咸归乡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

“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稳,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辄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二钱。”(《通典》卷七)

米价是民众实际生活最直接的指标,米价稳定地大幅度持续下跌,是唐太宗大治天下最有力的证明。

唐太宗求治的政策是成功的,他对民族关系的处理也是辉煌的。这辉煌的取得,也有魏徽的一份功劳在内。唐太宗登位伊始,关于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也曾引发过一场大争论。许多大臣,根据唐太宗打天下的赫赫战功,主张“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有魏徽持不同意见,他劝唐太宗“堰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最终采纳了魏微的意见。

贞观之治

国家的大治,极大地增强了国力。唐太宗尽量避免大型战争,只是用强大的国力来进行慑服。然避免战争并非排斥战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还是启动了战争这架机器。他先击破东突厥,擒住了领利可汗;继而,平定了吐谷浑;接着,统一了高昌;最后,沉重打击了西突厥。

唐太宗“和”的杰作,是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松赞干布,从而消饵了来自青藏高原的军事对抗。这个和亲故事,成了民族和睦的佳话,载进了史册。

以和为贵,以战辅和,有效的战略,使唐太宗的威望直线上升,如日中天。各族酋长,络绎不绝地前来长安,朝见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在领利可汗被擒之后,西北各族一致给唐太宗上了个尊号:“天可汗”。

天可汗即万国之干.得了这尊号的唐太宗,意味着他执了东方的牛耳。

取得“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在得了“天可汗”尊号的当年,还留下了一段趣话。他说:“今领利成擒,各酋长给联带刀宿卫,各部落改易中国衣冠,此都是魏微之力。唯一的遗憾,就是封德彝没能活到今日,以亲眼目睹这成就。”

对于百世称烦的“贞观之治”,与促成大治实现的唐太宗,以及承前启后的唐初诸帝,吕思勉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说:“汉、唐并称中国盛世。贞观、永徽之治,论者以比汉之文、景,武功尤远过之;然非其时之君臣,实有过人之才智也。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优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文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若高祖与高宗,则尤不足道。其能致三十余年之治平强盛,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塞外亦无强部。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人力也。(《吕思勉史学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其实,强调大乱之后可致大治的时势,正是当初魏微为唐太宗提供的理念依据。采纳了这一理念,唐太宗由‘.中材”一跃成了大材,成了历代雄主难以企及的大材;“贞观之治”成了大治,成了历代各种大治中最脍炙人口的大治。

认识到这一点,唐太宗才会由衷地感激魏微,才会发出封德彝没能看到辉煌成就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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