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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奇帝唐玄宗

光荣与耻辱集于一身,伟大和渺小熔于一炉,雄豪与软弱混于一体,英明和昏暗结于一生,千古奇帝唐玄宗,大写出了一个奇字。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睿宗的第三子,因排行缘故,宫中称他为李三郎,自称阿瞒。阿满是曹操的小名。曹操在东汉末,从无名之辈崛起一方,最后主宰中原,无论从气度、韬略、手段、用人、施政等哪方面讲,都胜人一筹,且功绩辉煌,堪称拨乱之主。唐玄宗自称阿瞒,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出他要效法曹操,成一代雄主。欲以同名造成同等的事业,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其中的进取精神却可以一脉相承。

唐玄宗的一奇,在于他从皇室的旁支,成为俯视天下的君主。

李隆基走上政治舞台中心,是他连续奋斗的结果。他以诛灭韦氏集团之功,取得皇位继承人的资格,并成为皇帝;然后剪除太平公主集团,巩固了皇位。他从血琳淋的宫廷斗争中杀了出来,揭开了唐朝历史崭新的一页。

唐玄宗的二奇,在于他创造了一个盛世:“开元之治”。

唐玄宗

他上台伊始,从尚俭、戒奢入手,励精图治,革新政治,将整个身心投人到促使天下大治的大业中去。

他放手任用姚崇,用姚崇的治国才干与理念,构建治理天下的基础。他把日常政务全交给姚祟处理,并处处帮助姚崇建立权威。姚崇起先尚有些缩手缩脚,对任命郎吏等小官都不敢自行决定,前来请示。他仰视殿顶,一言不发。待姚崇走后,他对宦官高力士解释说:“联委托姚崇处理庶政,大事自然应该共同商议,但如任命郎吏这等小事,有何必要一一来烦联!”当高力士把这个精神带给姚崇后,使姚崇领悟了他所身负的历史使命。

他努力扭正前朝以来卖官篱爵的弊端,削除冗官,调整官吏队伍的组织结构。其中最有力的一项举措,是下诏废除斜封墨救官、员外、试、检校等各种非正途选拔的官员。如此,节省了棒禄,减少了财政开支;维护了官僚队伍的纯洁,恢复了正常的选官制度;改变了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状况,使政府机构得以运转灵活。岑仲勉就此评论说:“政治不走上轨道财已,如其走上轨道,则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固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跟邋阶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请停罢斜封、待胭、员外等官,开元初叶所以致治,未始不由于此。”(《隋唐史》,中华书局)

在有着强烈民本思想的唐玄宗的眼里,地方官是朝廷和民众之间的纽结,地方官的形象及其政绩,关系到民众对朝廷的向背。故而,他十分重视对地方官的选拔和任命。他登位不久,就召见了京瓷地区各县令,告诫他们在荒年饥岁时,不得忽视对百姓的抚养存恤。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当有人向他告发锉选充满黑幕,所授县令大多是滥竿充数时,他借这些新县令向他谢恩之际,突然考问起他们治民的方法。结果,除一人及格外,二十多人被改授其他官职,四十五人被遣回家乡重新学习,主司官吏部侍郎卢从愿飞李朝隐引咎辞职。

唐玄宗大治天下,有个蓝本,这个蓝本就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由此,他大力效法唐太宗,在各种效法中,最为突出的是,他虚心纳谏。他听从太子舍人贾曾的批评,远离了声色;他听从宋憬的建议,不以私恩授官;他听从沛州刺史倪若水的谏议,停止在江南捕捉珍禽;他听从汝州刺史韦凑的谏奏,不再违反丰L制为生母窦德妃建陵;他听从,一行的劝告,降低了女儿出嫁的仪式规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纳谏使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使他以明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由此,史称:“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唐玄宗是个深得驭臣之道的君主,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不同的历史任务,不断地调整中枢的人事安排。姚崇、卢怀慎为他打造了大治的框架;宋憬、苏颜为他推进了大治的进程;张嘉贞、源乾暇为他维护了大治的格局;张说、源乾暇为他添加了大治的内容;李元献、杜遥为他支撑了大治的门面;萧篙、宇文融为他谱写了大治的新章;裴光庭、张九龄为他注加了大治的活力。在开元前二十几年中,政纲不能说尽善尽美,政府不能说白璧无瑕,宰相不能说成圣成贤,然总的说来,建设大于毁坏,成就大于弊病,上升大于坠落。从而,大建设、大成就、大上升构成了大治,一种空前绝后的大治,一种黄金岁月的大治,一种永垂史册的大治。

大治处在开元期间,故称“开元之治”。“‘开元之治”比“贞观之治”更具大治的性质。得了“开元之治”的唐玄宗,跻身于伟君的排行榜中。

唐玄宗的三奇,在于他由明君转为了昏君。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是形容君主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最地道的一句古训。把这句古训套在唐玄宗的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由明转昏这个转变,起因是唐玄宗在长期弹心竭虑理政之后,感到一种极大的身心疲惫,疲惫之余,对永无尽头的政事,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厌烦。此外,“开元之治”的巨大成功,国泰民安的景象,也让他陶醉了,在道家清静无为观念的支持下,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躲进深宫去彻底地放松放松,享受享受人生的乐趣。然政务还得有人来总领,由此,他把这个以前他自己担负着的重职,交给了宰相。

时宰相有两个,一个是具有强烈儒家观念的张九龄,此人是个不知转弯的直臣,无论遇到什么他看不顺眼的事,就要谏,且不停地谏,搞得唐玄宗挺烦;一个是具有法家观念的李林甫,此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政事,也有让百官唯命是从的能耐,他做事,很让唐玄宗放心。时张九龄和李林甫因政见不同、门派不同,时常斗,明里暗里斗个不停。最后,唐玄宗出于自己的需要,踢开了张九龄,将政事全部委托给了李林甫。

李林甫独掌大权后,为使唐玄宗能在深宫中高枕无优地享乐,也为自己能彻底控制朝政,先堵塞了言路。

他召集全体谏官进行训话,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唯恐顺从还来不及,岂用多言!诸君看见仪仗马吗?吃的是三品料,然稍有一鸣就被斥去,后悔也没用!”

谏官们被镇住了,不敢再上言。唯有一人不服,但立即遭到了贬职。从此,李林甫得以为所欲为,躲进深宫的唐玄宗,再也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了。

出于保持自己独操政柄格局的考虑,李林甫为屏弃地方军事长宫进入中枢,以勇敢善战为借口,提出了用少数民族之人担任边将的设想。因李林甫的说法冠冕堂皇,立即被唐玄宗所接受。这个计划推行后,被任为范阳节度使的安禄山,利用中央政府所给予的优遇政策,快速地膨胀了他的集团势力,养就了一支胡汉杂混、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部队。

在李林甫把持的政局中,人才遭到排挤,异己遭到排挤,严酷的刊法代替了清明的政治。虽说大治带来的升平景象还笼罩着整个帝国,但其质已起了变化,盛况犹存,然已每况愈下,朝着衰世发展而去。

可以这样说,唐玄宗由明转昏的阶段,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阶段。

在李林甫身后,掌握朝政的是国舅爷杨国忠。他依靠着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地当上了宰相。他是个市井无赖,不学无术,根本没有廉耻和顾忌,一朝得势后,对百官颐指气使,井毫不掩饰地营私舞弊。他贪得无厌,府中积财如山,无论是谁,只要不贿赂他,便无法办事。

由于政治的腐败,唐廷派在云南的地方官,和南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南诏为反抗压迫,联络吐蕃,将云南官军打得一败徐地。根本不懂军事的杨国忠,错误估计双方的实力对比,先后两次出动大军前去征剿,结果都招致了几乎全军覆灭的惨败。经此战争,唐朝元气大损,失去了以往在对外事务中的强势地位。

唐玄宗的四奇,在于他险些成为亡国之君。

手握重兵的安禄山,很能讨唐玄宗的欢心,由此成了天下第一宠臣。杨国忠为和安禄山争宠,双方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杨国忠屡屡进言说安禄山要反,安禄山被逼得走投无路,又见唐朝兵备空虚,从而扯起了反旗。他的部队所向披靡,接连拿下洛阳、长安。

唐玄宗逃往巴蜀,他一路逃,一路丢,先丢了他心爱的杨贵妃,接着丢了皇位,逃到成都,仅留了一顶聊胜于无的太上皇的帽子。

幸亏他的儿子唐肃宗领导抗叛,收复了长安。回到长安的他,在短暂的热闹过去后,被迁人了冷宫,直至忧郁而亡。

从大盛世,到大败亡,唐玄宗从顶峰掉进了深渊。

一场万劫不复的安史之乱,将唐玄宗钉在了昏君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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