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新闻

张九龄

张九龄这个名字,在流传后世的历史名人中,或在唐朝名人中,很难说是著名还是不著名。现代人了解他的角度仅在文学,在于他写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感伤诗句。除此之外,似乎对他就不再有更多的印象。

其实(笔者在这里着重用了“其实”二字,以强调转折的语气),张九龄的人生经历及其意义,远非这么简单。他是盛唐时代的一个关键人物,由于盛唐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代,由此而推,他当是中国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

张九龄作为盛唐的关键人物,在于他有过几年的宰相生涯。他这个宰相,不是有名无实或聊胜于无的政治陪客,而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宰相,一个秉执中枢大权的宰相,一个能与唐玄宗坦诚对话的宰相。若没有显耀的相位,张九龄至多不过是个出色的文人,绝对无法影响盛唐的政治进程。

张九龄,又名博物,字子寿,曲江(今属广东)人。从相关的传记来看,他在孩童时极为聪明,并钟情于文学,七岁能写出流畅的文章,十三岁时上书广州刺史王方庆,刺史大人读后,口中蹦出了这样一句话:“此子必能致远。”

好文学,是当时的社会风尚,这个风尚的流行,自然有传统的精神因素,但直接刺激它的,则是能换取富贵官爵的科举制度,其中最为体面的进士考,包含着大量的诗赋等文学内容。从小打下的扎实底子,加上出众的天赋,使张九龄一举金榜题名,年纪轻轻就成为被人们视为天之骄子的进士。时为太子的季隆基拔举天下文藻之士,张九龄对策高第,被正式任命为向皇帝进言的谏官之一—右拾遗(一人仕途就做谏官,伏下了张九龄日后祸福双重之机,唐玄宗起先欣赏他的敢谏,以此对他产生了高度的信任,然谏多了,却开始烦他的谏,终因无法忍受他的谏,而产生了将他调出中枢之心)。

李隆基走上帝位二十多年后,将当年他亲自提拔的张九龄,任命为中书令(宰相之一,且时居宰相之首)。张九龄一步一个台阶,从右拾遗做到了宰相。他能走到这一步,前宰相张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说是帮助唐玄宗登台的功臣之一,为相期间进行了从府兵到募兵的兵制改革,主持过边境战争,并写得一手好文章,被人誉为“大手笔”,文韬武略,是不可多得的相才。可遗憾的是,此人贪得很,为贪财,中过仇家姚崇临终留下的遗计,为姚崇撰写碑文;为受贿,他丢掉了相位,银档入狱。贪,使他贪小失大,毁了一世的英名(此足为有才者复欲成为有财者戒)。

张说看中张九龄,是看中他的文才,并预言他将是“后来词人称首”。两人都姓张,由此认为同宗。根据(开元天宝遗事》的记载,好文学的唐玄宗,对张九龄的文学才干更是称赞备至,对侍臣说:“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联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史家分析说,张九龄之所以能人主中枢,除政治德能之外,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文学才能与成就。

张九龄被拜为宰相及其结局,是唐玄宗在个人政治转型之际的特殊产物。已取得“开元之治”辉煌成就的唐玄宗,在惯性的驱使下,需要一个有浓重儒家意识的仁人君子来主持政局,以体现德泽天下的浩荡皇恩;需要一个有高度文学成就的文坛巨匠来粉饰朝廷,以体现歌舞升平的祥和气象。二者合一,张九龄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这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唐玄宗在长期的政治劳作之后,对政务事必躬亲的做法已产生厌倦,想退进深宫享受享受人生,由此他需要一个带有强烈法家色彩的人物来主持政局,以推行法制来锁定政治模式,便于他放松对政权的控制;需要一个擅长领导吏治的务实人物,来使大唐帝国的事务从上到下都得到有序的管理,便于他坐享其成。二者合一,他发现了李林甫。

出于奇恃的政治构思,唐玄宗在将张九龄推人中枢后不久,又酝酿提名李林甫为宰相候选人(宰相不是一个,是多个并存)。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君主的提名,张九龄表示了反对。然反对无效,李林甫还是顺顺当当地进了中枢。继而,李林甫以宰相的身份,再提名以吏治见长的凉州都督牛仙客为相。张九龄再一次反对,可有唐玄宗做后台,李林甫又占了上风。整个斗争过程是漫长的,也夹进了各种其他的事端,最后,出于唐玄宗政治转型设计的完成,张九龄彻底败给了李林甫,被贬出中枢。

张九龄

从现象面言,张九龄与李林甫的冲突,当是标准的政治冲突。然而,依笔者之见,事情的性质决非这么单纯。1993年,中央电视台在无锡外景基地召开“中国国际唐文化学术研讨会”,笔者提交的论文题目即为《张九龄与李林甫的文化冲突》。在此文中,笔者将张、李狭隘的政治冲突,置放到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条析出他们明为政治冲突,实是文化冲突,其表现状态有三种:一是儒学与法学的冲突;二是文学与吏治的冲突;三是书生与官僚的冲突。(拙文收人《唐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李冲突的结果,其意义不在于一人一事的政治权益得失,而在于在盛唐日后的走向,影响到整个唐帝国的发展趋势。张九龄的倒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给当时的政治与学术带来了一连串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典型的儒士,他最为推崇的是儒家的“德”与“孝”,以此作为社会的政治标准与道德标准。在他下台后,政府的指导思想转换为李林甫所倾向的法家理论,从而造成了儒家治国思想在朝廷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杰出的文士,他主张以文学为治国手段,重用熟悉传统治国方略的文人。在他下台后,李林甫在用人问题上全面贯彻了“吏治”,即使用文化素养不高但有丰富工作与社会经验的纯官僚,从而造成了文士主导政治局面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倔强的谏士,他以“忠”作为自己做臣子的本分,然他表现的忠君行为不是盲忠,而是忠国家、忠社樱,一贯明言上陈朝政的得失,犯颜直谏,而不顾君主的好恶。在他下台后,李林甫以权谋对付上下,堵塞言路,从而造成了朝廷中开明政治风气的终结。

英国学者崔瑞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评论张九龄与李林甫同处中枢机构共事时说:“张九龄是一个有名的难以相处的人,拘泥、固执、碍事,并且对一些小的原则问题斤斤计较;他心胸狭窄,偏见很深。”言下之意,张、李关系的弄僵及破裂,张九龄的“难以相处”是个重要因素。其实(笔者在这里又要用“其实”了,“其实”二字是史家破谬揭实的重要转折词汇),张九龄的待人之道,还是很宽和仁恕的,有着不少朋友。《旧唐书·张九龄传》说他“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垂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承卢怡结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始终不渝,甚为当时之所称”。崔瑞德先生可能在阅读时忽视了这段史料,故而得出了上面的结论。

张九龄值得批评的地方,不在他的待人之道上,而在他有种书生型的软弱(他有时也表现出书生型的刚强)。这种软弱轻易不暴露,直到被李林甫追打得无招架之力,为保住现有的官爵,他忍气吞声地向对手发出了讨饶。讨饶是以他善于制作的感伤诗的形式出现的,名为《归燕诗》:

海燕虽微沙,乘春亦暂来。

岂知泥滓浅,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準莫相猜。

他将自己比喻为微不足道的海燕,而将李林甫誉为高猛的鹰年,说绝无相争之意,让对方高抬贵手。张九龄此时的表现是可伶的,为保住世俗利益,竟然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损失了庄严的人格。从而难以想象,他为了大义,会去实现儒家杀身成仁的境界。

张九龄是唐玄宗朝最后一任儒家宰相,最后一任文人宰相,也是最后一任能犯颜直谏的宰相。他的执政,是唐玄宗励精图治精神的最后表现;他的下台,则是开元之治在中央政府人事上的终结。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将不会被公开. 必填昵称和邮箱 *

*

滚动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