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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刘太后

宋真宗原配妻子是潘美的女儿,即位前已去世;即位后所立的郭皇后,在景德四年(1007年)病故。其后,中宫多年虚位。在众多的妃嫔中,真宗属意的是刘德妃。德妃名叫刘娥,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他出身微贱,是个孤女,不得已十来岁就嫁给当地的银匠龚美。龚美走街串巷给人打造银器,她就摇拨浪鼓招揽顾客,雍熙初年,一齐来到了京城。真宗当时封为襄王,他的神女梦只想娶一个川妹子,他一向认为蜀地女子“多材慧”。而龚美因为贫寒正准备把刘娥改嫁,经襄王府给事张耆介绍,刘娥一入王府,就大受宠爱,这年她仅十五岁。但太宗知道这事,即令其子将刘娥逐出王府。这时真宗已割舍不得,便让她寄居在张耆家。十来年后,直到太宗去世才将她接回重圆鸳梦。其后,她在后宫的地位升迁很快。

《宋史·后妃传》说刘皇后原籍太原,父祖都是五代高级将领,这是她得势后为了掩饰自己家事寒微编派出来的。正是基于同一考虑,刘娥做上皇后以后,总以美差为诱饵拉刘姓高官认同宗。她先找权知开封府刘综攀近族,刘综称自己是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人,没有亲属在宫中。不久,刘皇后又召见权发遣开封府刘烨,他虽是名族,却是洛阳人,刘后急咻咻地对他说:“想见一见你的家谱,咋俩恐怕是同宗。”刘烨忙说不敢不敢。

正因为刘娥并不是太原刘氏的破落户,真宗打算立他为后时遭到大臣们激烈反对。但真宗仍力排众议,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立她为皇后。她没有娘家亲族,便以前夫龚美为兄弟,改姓刘氏。这桩婚事说明宋代婚姻已经不太注重门第,也表明北宋时妇女改嫁尚未有后来贞节观念的束缚。

刘皇后生性警悟,通晓书史,朝廷政事,能记始末。宫闱有事,真宗询问,她都能引据故实,妥善应答,政治才干颇受真宗倚重。天禧四年春天,真宗一度病重,朝政就多由她决断。在天禧末年罢黜寇准、李迪和处置周怀政事变中,她不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因此确立了后党的绝对地位。

真宗死后,遗诏命尊皇后刘氏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丁谓力主去掉“权”字,王曾说:“称权足以昭示后世。何况增减诏书,自有法则,竟要率先破规矩吗?”丁谓这才作罢。次年,改元天圣,“天圣”拆字即为“二人圣”,即指宋仁宗与刘太后两位圣人。明道是刘太后在世时的第二个年号,“明”字由日月两字合成,与天圣一样,也是为了取悦刘太后。从此,她垂帘听政达十一年,成为宋朝第一位临朝的母后,仁宗朝前期之政就是她统治的产物。

听政之初,在进一步贬黜寇准和李迪问题上,刘太后与丁谓是完全一致的。寇准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李迪贬为衡州团练副使。王曾认为贬责太重,丁谓瞪着他威胁道:“你这居停主人还有要说的吗?恐怕自己也难免吧!”丁谓还陪人前去阴谋逼死两人,寇准要来人拿出赐死的诏书,来人拿不出,他照旧喝他的酒;李迪要去寻短见,被儿子救起。有人问丁谓,倘若李迪贬死,你如何面对士论,他无赖的回答:“将来记史,不过说上一句‘天下惜之’而已。”

丁谓为了擅权,勾结入内押班雷允恭,让太后降诏道:“新帝每月朔望两次朝见群臣。大事由太后召见辅臣决定;一般政事令雷允恭传递给太后,圈定以后颁下执行。”王曾向丁谓指出:“两宫异处而权归宦官,是祸乱的先兆。”他认为应改按照东汉故事,五日一朝,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垂帘听政。但丁谓这时权倾中外,根本没把王曾放在眼里。

刘太后旁观者清,知道丁谓擅断朝政的种种劣迹,她也知道丁谓要她下的诏出实际上在架空她。当时正为真宗赶修陵寝,丁谓是山陵使,雷允恭是都监。雷允恭听说山陵移上百步,就可使皇帝多子孙,便自作主张,在丁谓的同意下,移动了陵位,不料地下水上冒,陵寝工程搁浅。王曾瞅准机会向太后单独奏明了真相,太后便毫不犹豫地以此为机会,处死了雷允恭,罢免了丁谓宰相的职位,将其贬为崖州司户参军,终于把朝廷大权夺回到自己的手中。当时民谣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刘太后贬黜丁谓大快人心,但她没有采纳民谣的另一半,她与寇准的从政风格都有点自以为是的倾向,两人是无法合作的。

刘太后听政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听从王曾和吕夷简等人的建议,把天书随同真宗一起葬入永定陵,下令禁止兴建宫观,废除宫观使,有力遏制了大中祥符以来弥漫朝野的迷信狂热。在其他朝政上,在她听政期间也颇有建树。

一是创设谏院。为了解下情,她在天圣七年恢复了太宗时设立的理检院。明道元年,她又创立谏院。她并非一概不听逆耳之言,也有从谏如流的时候。

二是澄清吏治。天圣、明道间,她曾六次下令严惩贪官污吏。京西转运使刘绰为讨好邀功,声称要把多余的千余斛粮食发运京师,她冷笑道:“你认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和鲁宗道吗?他们谁是因为进献多搜刮的粮食而升官的!”在她的倡导下,当时涌现了范仲淹、王随、张伦、薛奎等一批廉吏。她还颁布了《约束文武臣僚子弟诏》,防止官员子弟违法乱纪。她要求大臣们把子孙和亲族姓名悉数写上来,诈称推恩授官之用,实际上却把个大臣的关系网和裙带图张贴在自己的寝殿中,大臣每有进拟差遣,就对照图表,不是两府亲戚才同意除授。

三是重视水利。经长期施工,终于在天圣五年堵塞了危害九年之久的黄河滑州决口(在今河南滑县)。天圣、明道间重大水利工程还有长达一百八十里的泰州捍海堰,灌田千顷的舒州吴塘堰等。

四是发行交子。宋初,川陕流通铁钱,但沉重的铁钱携带十分不便。于是,成都富豪连保印造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伪造交子也时有出现。天圣元年(1023年),刘太后批准在益州(今四川成都)成立官办的交子务,发行官交子。这与她货泉“欲流天下而通有无”的经济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五是完善科举。天圣间,进一步扩大取士名额,严密考试制度,新设考试科目,宋代的武举就始设于这一时期。

六是兴办州学。她得知孙奭在兖州建立州学,便下令赐以学田,作为学粮;其后还赐青州州学《九经》。在她的倡导下,天圣明道间创办了一些府州学,成为“庆历兴学”的先声。

对刘太后的治绩,《宋史》有一段大体公允的评论:“当天圣、明道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朝政无大阙失”。

当然,在她垂帘听政十余年间,也倚用宦官、放纵外戚,这往往是母后临朝的孪生现象,但毕竟没有达到危害朝政的程度。以宦官而论,尽管后人说她“制命出于帷幄,威福假于内官”,但她重用的罗崇勋和江德明,还没有资格列入《宋史·宦官传》,可见其危害不大。

至于外戚,因她本身就没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基础,其兄刘美在她垂帘以前已经去世。外戚中唯一位至执政大臣的是钱惟演,他把妹妹嫁给了刘美,后与得势的丁谓联姻,是一个专攀高亲的无耻之徒。他在真宗生前就是枢密副使,太后垂帘后升枢密使,但不久就以太后姻亲“不可与机政”的理由,被解职出朝。后来他两度谋取相位,都遭到朝论的强烈反对,御史鞠咏甚至表示:倘若相惟演,就当朝撕毁拜相诏书。刘太后也终没敢让他圆上宰相梦。

女主听政,在中国古代总不为正统观念所认同,因而王曾力争一个“权”字,刘太后在垂帘之初也不得不许诺“候皇帝春秋长,即当还政”。天圣七年,仁宗已到及冠之年(二十岁),但刘太后丝毫没有还政的动静。于是,其后几年,内外臣僚要求仁宗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对这些奏疏,刘太后或是不予理睬,或是借故把建议者调离出朝,将大权一直攥到去世为止。

在宋人记载中,颇有刘太后准备效法武则天的说法。明道二年,她打算穿着天子衮冕谒见太庙,参知政事薛奎问她:“大谒之日,究竟作男儿拜,还是作女儿拜?”但她还是穿戴经过改造的皇太后冠服谒拜了太庙。当她命有关部门撰著《谢太庙记》时,却遭到了抵制,认为皇太后谒庙不能作为后世之法。

刘太后也曾试探性地问大臣:“唐武后何如主?”以耿直著称的鲁宗道毫不犹豫地回答:“唐之罪人,几危社稷!”她默然不语。有讨好的臣僚建议仿武后故事立刘氏七庙,她询问宰执,鲁宗道反问她准备拿嗣君怎么办,于是她只得作罢。三司使程琳献《武后临朝图》以为迎合,它掷于地上,说:“我不做这种有负祖宗的事!”据说,她临死前对着仁宗拉拉自己的天子衮冕,似乎欲有所言,大臣薛奎认为她在示意穿着天子衮冕不能见先帝于地下,仁宗命改用皇后冠服入殓。

虽说刘太后未必不想效法武则天,但宋代限制女主和外戚干政的家法十分森严,大臣、台谏和其他臣僚得以援引谏阻,使刘太后纵有其心也无其胆,以致她不得不表态不做有负祖宗的事情。晚年,她召见曾反对她预政的李迪,问道:“我今日保护天子至此,你以为如何?”李迪心悦诚服的表示:当初不知皇太后盛德乃止于此。

刘太后是一位有功于宋朝统治的女政治家,史称“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大体说来,她的政治才干与政绩绝不在其夫真宗与其子仁宗之下,其临朝时的个人品德也应基本肯定。在她听政的天圣、明道时期,不仅恢复了真宗咸平、景德年间的发展势头,还为仁宗庆历盛事奠定了基础。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宋仁宗这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刘太后亲生的。原来,她的生母李氏是刘皇后的侍儿,因为长得肤色明丽,真宗让她侍寝而怀上了孕。孩子生下后,刘皇后夺为己子,让杨淑妃抚育。他从小叫刘皇后为大娘娘,叫杨淑妃为小娘娘。

李氏因为地位低下,不敢理论,默然杂处宫嫔之中。人们都畏惧刘皇后,也没人敢说明真相。仁宗即位,刘太后让李氏去为真宗守陵,隔绝这对亲生母子,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同时访得她失散多年的兄弟李用和,让这个衣食无靠的凿纸钱的小工当上了三班奉职,步步升迁,做得也并不十分绝情。

宋朝刘太后

李氏是明道元年(1032年)去世的,死前虽进位宸妃,但刘太后仍打算以宫人之礼在宫外治丧。宰相吕夷简不以为然,太后大为不满,夷简从容道:“不为刘氏着想,我不敢说;倘若考虑刘氏,丧仪自当从厚。”太后终于感悟,用一品礼和皇太后服入殓厚葬。

刘太后一驾崩,有人就对仁宗添油加醋的说李宸妃死于非命。血浓于水,仁宗在下哀痛诏自责,尊生母为皇太后的同时,派兵包围了刘氏第宅,亲自哭着开棺验视,见生母穿着皇太后的冠服,在水银的养护下肤色如生,才感叹人言不可信,说:“大娘娘平生分明矣!”其后对刘氏恩礼益厚。这段历史后来演变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和戏曲,但把刘皇后刻画为阴狠刻毒的典型,与人物原型相去太远。刘皇后在这一问题上虽有自己的私心和不当行为,但对李氏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灭绝天良,小说戏剧的细节描写并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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