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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之叛

安禄山系边防一位混血的将领。他生长于今日之热河,在时属于国防边境。他初在番人互市的场合之中任翻译,后来加入边防军的杂牌部队而以才能获得迅速的升迁。一位巡视的钦差将他的经历报告皇帝,公元743年他来到西安,为皇帝所召见。自此之后他有了将领的身份,一身而兼三个地方节度使,总揽境内文武诸事。过去的史书攻击当日政策之错误,均竭尽能事地指出如此令大权倒咒之愚味。可是从历史的证据仔细检讨,我们已可看出,当日边区之经营需要在当地各处不断的调整,已不能由中枢一种官僚组织监督。
公元8世纪草原地带出现无数好战的部落,简概说来,符合拉铁摩尔所谓草原地带的循环性乃是中国内地循环性的副产物。亦即唐朝由盛而衰,中国自统一趋向分裂,草原地带诸部落则反其道而行。可是从我们所考虑的史迹看来,则表现着当唐朝一心开展水上交通和稻米之文化的时候,北方边境的情形更对武装的游牧者有利。自武则天太后至玄宗李隆基,唐帝国对边境的政策大致上出于被动。偶尔中国之武力有突然的表现,战胜取功,恢复了业已失陷的士地,保障了商业路线之安全。吐蕃、突厥和契丹之猖撅,可以暂时平压下来。然则这段期间中国方面也有严重的失败。况且每次交锋之后,仍用和亲纳贡的方式结束。这几十年内未曾有过一次歼灭战的出击,又没有人规模全面攻势,也缺乏永久性的规划。只是我们也要承认。在这时代采取以上诸步骤并不适合于大局。
李隆基长期御宇的时间内.边防有了改组。表面上看来,全国防线有兵员近50万人,马8万匹。向前方供应的谷米和布匹也有了增进。但是从文件上互相矛盾的情形看来,前方实情与送达国都西安的报告已产生了很大的出入,因此以上数字是否确实至为可疑。当中更令人怀疑的则是:纵使上述人.力物力全照所述分派,其防御线上各点分割而固结,在很多地方,仍难于对付游牧民族机动的骑兵。
当安禄山成为间题的时候,国防线之东北角成为高丽人、契丹人和另一种突厥语系的奚人进出的场所,当地人口五花八门,情况则带流动性。经济发展的情形尚缺乏官方的调查,逞论由政府管制。各地方的将领只能札机地使其摩厂得到必要的供应,通常与附近的部落民族打交道以达到目的。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既通数种语言而又机警,实为宫里函待借重管理边区的人才。事实上安也不是唯一的蕃将。并且在安禄山叛变牧平之后,唐朝仍继续使用这样少数民族的将领。有了这些事实作背景,我们不难断言安禄山白手起家,以对朝廷之忠顺作代价瀚得节度使的官职。他对西安的孝顺包括对皇帝本身的奉献,可以证明此语非虚。
当然这和朝代初年相比,不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气象。试想当初均田制已实施有时,府兵也能达成任务,全国表现一种粗线条,却又实在的派头。当大唐帝国的威信为远近慑服之际,只要让所征之兵开赴前方边镇,已足使好战的部落不敢不三思而后行。
于今则除了庞大的军事预算之外,边防将领又从佣兵出身,他们的任务职业化,如此一来,全部发展和文官组织大相径庭。而后者仍是坚决的站在平衡与对称的立场,虽说因着局势之变化,文官组织内的成员也早已经有了各色各样的冲突与倾轧。

安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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