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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圣杜甫

时代,出了两个成千古绝响的大诗人,一个是“诗仙”李白,另一个是“诗圣”杜甫。两人并称,人号’‘李、杜”。、

“李、杜”虽并称,然对他们的评价时有起伏。在李白横空出世后,他以气吞宇宙的诗篇,征服了所有的文人墨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杜甫相对遭到了冷落,他的诗被讥为俗不可耐。直过了半个世纪,到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才有诗人元棋出来为杜甫平反,认为杜甫的诗大大超过了李白,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侄期)、宋(之问);言夺苏(味道)、李(娇),气吞曹(操)、刘(备);掩颜(回)、谢(灵运)之孤高,杂徐(陵)、庚〔信)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一诗人已来末有如子美者。《唐故上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元棋的评论,超拔了杜甫在诗坛的地位。自此以后,“李、杜”复又并驾齐驱。又过了一个世纪,诗人郭沫若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再度把李白捧了个够,把杜一甫贬了个够。以后,随着风云变幻,李白、杜甫重新平起平坐。

其实,公允地说,“李、杜”是并峙的各具雄姿的双峰,各有千秋。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语用在他们的身上最为合适。豪放者推崇李白,深沉者仰慕杜甫,正所谓青菜豆腐人各有爱。

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后移居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对于祖先,最让杜甫自豪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十三代祖,即注《左氏春秋传》又参与统一三国的杜预;一个是他的祖父,即唐初五言律诗奠定者之一杜审言。

杜甫和李白一样,都有强烈的功名感。然如何来实现这功名,他又和李白大不一样。李白是想靠着诗文平地拔起,或成帝师,或为宰臣,治国平天下。杜甫则不然,他想通过朝廷为士人所设的进身之途—科举考试,尤其是特别荣耀的进士考试,来成为一名大官,治国平天下。他俩是殊途同归,然而都失败了,李白仅成了皇帝身边的清客,而杜甫考进士科也名落孙山。面对失败,两人的态度又不一样,李白离开了宫殿,去江湖作逍遥游;杜甫则用他的诗文,想办法走进宫殿。

在内心深处,杜甫也有浓厚的逍遥游的兴趣,然官场情结牢牢地系住了他,迫使他与李白走了两条道。冯至认为:此时杜甫的诗中充满了怀念李白的情意,“羡慕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迈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活告别”(《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杜甫的官场情结,不全是为了出人头地,更有为生活所迫的原因。杜甫不像李白,声名已享誉四海,上到君主,下到命官,都在主动为他提供生活物质。而杜甫科举落第后,年已四十,困在长安,一贫如洗,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

为了打破困境,杜甫不得已,学了代司马相如的样,用直接向君主献赋的方式,向唐玄宗一连献了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暇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优美的文辞打动了唐玄宗,他觉得好奇,命宰相将杜甫召去应试文章。应试的文章还是写得好,杜甫终于被授了一个官职:京兆(今陕西西安)府兵曹参军。这是个首都地区管治安的武职,让他这样一个大文人去管抓盗贼的事,对杜甫来说,也不知算是成功,还是不成功。

不管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杜甫在这个位置上呆了没多久,安禄山的叛乱就发生了。国家大动荡,朝廷大变化,身处非常形势下的杜甫,政治判断力倒比投永王李磷的李白清晰得多,离开了一片混乱中的长安,去投奔正统的唐肃宗。一路吃尽千辛万苦,一度被叛军所俘,幸得逃出,到了彭原(今甘肃宁县西北),才见到了唐肃宗,被授为右拾遗。

投在唐肃宗的旗帜下,杜甫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正在做着宰相的房落,不仅是他当年的布衣之交,更要紧的是,房落很敬重文人。然而,杜甫的兴奋很快就被打破了,本不太懂军事的房琅,强行与叛军大战,遭到了惨败,被罢了相。杜甫出于交情,也出于对自己前途的考虑,站了出来为房箱辩解。这下惹恼了唐肃宗,他被交给司法部门审讯是何动机。亏得宰相张镐从言路考虑,为他说话而免了罪。可书生气极浓的杜甫依然不知高低,又上疏称赞房馆,希望唐肃宗能重新起用房馆。唐肃宗更是不悦,表面未和他再作计较,却从此冷落’了他。

尽管杜甫在朝廷为官,然他寄居在都州(今陕西富县)的家属,因战乱的煎熬,生活无着落,致使孩子被饿死。杜甫回去探视了一回,可待他返回,被外放了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这是个苦差使,那地方闹饥谨,饭都吃不饱。于是,他辞了官,去了秦州(今甘肃秦安西),以打柴、采果为生。此年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他在以平民状态受尽战争和官兵的骚扰后,写出了他反映民间疾苦的一系列代表作,其中有著名的“王吏”和“三别”。

秦州的生活终于无法维持,杜甫又选择了成都为栖身之地。成都地处剑南,是在战争时期相对安宁的一块土地。他结庐于成都西郊的洗花溪畔,这就是后人为纪念“诗圣”而建的“杜甫草堂”所在之地。他所结之庐,说得雅致点叫做草庐,而说得通俗点就是茅屋。茅屋建得并不结实,常被大风吹破,致使满屋是水。他在无寐的夜里作了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声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三吏”和“三别”是杜甫为民众诉出了疾苦,而这首诗则为天下寒士诉出了疾苦,由此他以诗成了社会底层之人的代言人,在日后绵远的历史中,不断受到人们的怀念。实际上,杜甫在他颠沛流离的后半生,曾建过难以计数的茅屋,为什么“杜甫草堂”会被后世的文人选址在这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其原因正是杜甫在这里写出了这首让后世寒士能片刻‘“欢颜’“的诗。

不要以为只有李白才豪放.狂放,而杜甫是个慎小谨微的人。其实,这是个误区,一个千百年来为豪放诗和现实诗所导致的一个误区。杜甫的诗,相比李白的诗,只是更多现实性,更多写实的风格,由此形成“诗史”的特征,然而,绝不缺少大气磅礴、鬼斧神功之作。诗是如此,作为人,杜甫也绝不缺少豪放、狂放的秉质。“尝从(李)白及高通过仆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

李白、杜甫都有狂放的秉质。只不过李白狂放得早一些,杜甫狂放得晚一些。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他们在彻底看透官场的黑暗后,毫无顾忌地将一腔怨气通过狂放喷发出来,由此狂上加狂了。对于他们的狂放,统治者和他们的御用文人都没有好言辞。李白喝令高力十当殿脱靴,唐玄宗在背后讥他“一副穷薄相”(《朝野金载》卷五)。杜甫登剑南节度使严武之床,则被史家讥为:“性蝙躁,无器度,恃恩放悠”<《旧唐书·杜甫传》)。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狂放,损了统治者的尊严,坏了统治者的规矩。

严武和杜甫是世交,在严武主持剑南事务后,杜甫的生活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严武为杜甫奏请了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职(以此后世尊称杜甫为“杜工部”),还常上门问寒送暖。然好景不长,严武死后,杜甫失去了依靠,在成都呆不下去,再度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巴蜀一直飘泊到湖南。

最后的杜甫,其情景是极为凄凉的,年老多病,缺衣少粮。未阳县令聂令慕名给他送去了牛酒,他因贪吃加剧了病情,遂致身亡。

诗人的不幸,成就了诗坛的大幸,杜甫是个最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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