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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宗

宋仁宗三十四岁前生过三个儿子,都夭折了;其后,虽生到第十三女,却未有儿子出生。他在位四十二年,多次“不豫”(皇帝病危的代名词),一不豫就人事不知,胡言乱语,这种病状在太宗长子赵元佐、三子真宗和南宋光宗身上,一再重现,似乎是赵宋宗室的家族病。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再次“不豫”,长达二十日,多亏宰相文彦博把持大局,才渡过了危机。这种局面令朝廷大臣们意识到确立皇位继承人已迫在眉睫。

当年五月,知谏院范镇率先奏请立太子。在君主制下,立储问题是最为敏感的朝廷大事,即便是宰相也不敢妄议,以免疑忌于君主而身败名裂。范镇的奏议,引起朝廷震动。宰相文彦博责备他事先不与执政商量,范镇说:“我做好必死的准备,才敢上奏。与执政商议,若以为不可,我难道终止吗?”司马光在并州通判任上,鼓励范镇义无反顾,以死相争,并与御史赵抃先后上书支持他。

仁宗把范镇先后送呈的十九道奏章交给中书,就是不表态,中书宰执也只得不置可否。朝廷升任范镇为侍御史知杂事,他以进言不用居家待罪百余日,须发尽白。仁宗被他所感动,流泪请他再等三二年,还指望能自生龙种。

嘉祐三年,张尧佐去世,仁宗发牢骚:“台谏官总以为我用张尧佐,就像唐明皇用杨国忠那样,会招来播迁之祸。我看也不见得。”一旁的户部员外郎唐介接口说:“陛下一旦有播迁之祸,恐怕还不如唐明皇。明皇还有儿子肃宗兴复社稷,陛下靠谁?”仁宗气得脸色骤变,却无反驳理由,沉默良久才说:“立子之事,与韩琦已商量好久了。”

韩琦这时正与富弼并相。他容貌凝重,令人望而生畏,但与人相交却浑厚温恭,说到小人忘恩负义倾陷自己时,也辞和气平,如说寻常事。庆历年间,他与范仲淹、富弼同为执政,上朝争事议论,下殿不失和气。为相以后,用人只据公议,所用之人未必谋面,甚至也不知道是他所荐。嘉祐三年,他任相不久,就向仁宗进言:应该吸取前代储君不立引起祸乱的教训,选择宗室子弟中的贤能者立为太子。仁宗因后宫有孕而迁延不定,但生下来的还是皇女。

嘉祐六年闰八月,知谏院司马光也上了立储札,仁宗让他把奏疏交给中书,司马光请仁宗自己宣谕宰相。当天韩琦知道后让人传言司马光,争取把建言立储的奏札送到中书,否则,他作为宰相,欲发此议,无从说起。次月,司马光旧事重提,例举了相关的历史教训,仁宗叫他将所奏立即送至中书。

司马光遵旨照办,并对韩琦说:“诸公倘若不及时议定大事,有一天,禁中夜半拿出一张纸,说立某人为嗣,那时天下谁也不敢吭声了。”韩琦等宰执同声应道:“敢不尽力!”司马光为此已先后七次上书。十月初,仁宗让韩琦看了司马光和吕诲的奏章,问宗室中谁最合适。韩琦趁机说:“这不是臣下所敢议论的,应出自圣断。”

仁宗曾在宫中抚养过两个宗室子弟,其一是濮安懿王的十三子,名叫宗实。濮安懿王是真宗的侄子,仁宗的堂兄。宗实四岁入宫,八岁时,因仁宗次子出生,被送回王府。其间,仁宗曹皇后也在宫中抚养了自己的外甥女,姓高,名叫滔滔。两人年纪相仿,颇有点青梅竹马的味道。庆历末年,仁宗无子,对曹皇后说:“我们过去收养过的宗实和滔滔都大了,我们为他俩主婚,如何?”于是仁宗的养子宗实娶了曹皇后的外甥女(这就是后来元祐更化时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很是热闹了一番,宫中盛传“天子娶妇,皇后嫁女”的说法。如今从宗室子弟中确定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仁宗自然倾向于宗实。

当时宗实正在为父亲濮安懿王守丧,朝廷命他起复,授以知宗正寺,以便为立储做准备。不料他先以父丧、后以生病相推托,不肯上任。韩琦向仁宗建议:“任命知宗正寺,外人认为就是皇子,现在不如立即为其正名。”八月,仁宗正式立宗实为皇子,改名赵曙。为了政权的稳定、天下的安宁,范镇、司马光等一大批朝臣,终于信念,勇于牺牲,一再犯颜极谏非臣子所宜言的皇位继承人问题,而韩琦作为宰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次年三月末的夜里,仁宗突然去世,时距皇子之立仅隔半年。曹皇后制止了内侍出宫报丧,派人悄悄通知韩琦等宰执黎明入宫。韩琦赶到,即请曹皇后宣赵曙入宫即位。赵曙到场,连说“我不敢做,我不敢做”,转身就走。韩琦等将他抱住,七手八脚为他穿上黄袍。然后将翰林学士王珪找来草拟遗诏,他一时间惊恐得不知如何下笔,韩琦临变不惊,吩咐他按自己说的写。四月一日早朝,韩琦宣读遗诏,宣布仁宗驾崩,新皇帝已在昨日登基。这位新皇帝就是宋英宗。

英宗的身体确实大有问题。四月八日,仁宗大殓,他在灵柩前狂号疾走,韩琦当机立断,拉下帏帘,命几名内侍护持皇帝,让葬礼正常进行到底。见英宗病体如此,韩琦与其他宰执商议,请曹太后仿天圣故事,垂帘听政。

英宗病得不轻,性情也越发乖张,举止失常,对内侍毫无道理的说打就打。曹太后劝他注意自己皇帝的身份,他也往往出言不逊。双方左右,都有人多嘴多舌,两宫关系逐渐紧张。

太后很不乐意,向韩琦等诉苦,韩琦回答:“我们在外朝,内朝护持全在太后。倘若官家有失照管,太后也不安稳。”太后很不高兴的说:“这话是何意思?我当然在用心照管。”见太后脸色骤变,其他人都为韩琦说话太重捏一把汗。韩琦依然正色说:“太后照管,众人自然也会照管的。”他知道,在这当口,有些话是必须由他来说的。

曹太后垂帘不久,司马光就上了一奏,重提刘太后天圣恋权负谤天下的旧事,希望她“成谦顺之美,副四海之望”,意在防止母后干政。其后不同场合,韩琦与司马光等朝臣一再劝说太后忍辱负重,容忍英宗病中可能有的失礼和无理。他们费尽心力的调和两宫,用心就在于不让太后做出废立的举动,造成政局的动荡。

十一月某日,曹太后派内侍送一封文书到中书,都是英宗所写的“歌词”和过失的举动。韩琦对着内侍当场烧了文书,传言太后:“太后不是常说官家心神不宁,这些何足为怪!”

与宰执面见时,太后呜咽流涕给韩琦历诉英宗的不恭,韩琦譬解道:“这是有病的缘故。儿子生病,当母亲的能够不容忍吗?”参知政事欧阳修也说:“现在太后身居房帏,臣等五六个人只是措大,一举一动若不是仁宗遗命,天下谁肯听从?”曹太后默然,他听出了弦外之音:英宗乃仁宗所立,倘不遵遗命,天下是不会听从的。

他们再去劝英宗,针对英宗张口就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说:“父母慈爱而儿子孝,这不足为道。只有父母不慈,儿子不失孝道,这才值得称颂。何况父母岂有不慈爱的?”英宗若有所悟,两宫关系略有缓解。

即位后的大半年间,英宗身体时好时坏,到这年岁末,他已能够御殿视朝了。次年,改元治平,英宗已经可以不知疲倦的处理政务。曹太后原对朝政并无兴趣,这时却无还政之意,似与两宫不和有关。在韩琦等朝臣看来,女主垂帘乃迫不得已,久不还政更非盛世之象。台谏、侍从请求太后归政的奏章接二连三呈上来,迫使太后撤帘的舆论已到火候。

一天,禀事以后,韩琦单独留下,要求太后允准他辞去相位,出灵州郡。曹太后明白他的意图,说:“相公岂可求退?老身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先退。”韩琦立即称贺太后还政,贤明超过东汉马皇后和邓皇后,追问道:“台谏也有章疏请太后归政,不知决定何日撤帘?”曹太后似有不悦,起身入内。韩琦大声喝令仪鸾司撤帘,帏帘拉开,犹能见到太后背影。

一说,曹太后总把皇帝玉玺放在自己宫中,英宗外出巡幸时,他也带上玉玺同往。韩琦就安排太后与英宗出外祈雨,回宫后他当即以民众皆欢慰、台谏有奏章为由,奏请太后还政。太后恼怒道:“叫做也由相公,不叫做也由相公。”韩琦立在帘外,不撤帘就不下殿,曹太后只得被迫还政。

尽管记载颇多异同,但曹太后归政迫于形势,出于无奈,在台谏官一再谏诤下,由韩琦主其事则毫无疑问。由于这种制约机制的有效存在,兼之宋代家法对母后干政约束甚严,两宋尽管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多达八人,却从未危乱政局。

英宗亲政之初,颇欲有所作为,亲自点名把仁宗超颇有直声的谏官唐介召入朝,让他权御史中丞,做自己的耳目,去弹击奸邪小人。但他似乎并不像《宋史》本纪称颂的那样,是什么“明哲之资”。他缺乏根据的怀疑人,认定在他立为皇子一事上,三司使蔡襄向仁宗发过不好的议论,就违反宋代君主不得暗示台谏弹劾某官的做法,唆使谏官傅尧俞奏弹蔡襄,遭到拒绝以后,还是把蔡襄撵出了朝廷。英宗的生性固执集中体现在濮议上,这是牵动英宗朝的大事件。

英宗立为皇子时,正在为生父濮安懿王守丧。位居九五之尊以后,血浓于水,他想把生父也升格为皇帝。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把已故濮王的名分问题交给礼官和待制以上的朝臣去讨论。按照儒家礼制,帝王由旁支入承大统,就应该以先皇为父,而不能以本生父母为考妣;秦汉以来那些推尊其父母为皇帝皇后的做法,都是见讥于当时、非议于后世的。

于是,朝臣们很快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一派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伯,理由是“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这派以台谏官为主体,有司马光、贾黯、吕诲、吕大防、范纯仁、傅尧俞等,还包括不少礼官和侍从等朝臣,例如翰林学士王珪、判太常寺范镇、知制诰韩维、权三司使吕公弼等,声势相当浩大。另一派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考,理由是“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这一派都是宰执大臣,有韩琦、欧阳修、曾公亮、赵槩等,中书大权在握。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唇枪舌剑,不亦乐乎。

台谏制度经真宗一朝的完善,台谏官敢言直谏的元气经仁宗一朝的涵育,正进入沛然浩荡的时期。宰执坚持皇考说,激怒了于礼于理都略占上风的台谏官。台谏官本来就有监督制约相权的职能,他们认为宰执固执皇考说就是“臣权太盛、邪议干正”。不过,台谏官对大臣的弹劾最终还需有皇帝的支持,而在濮议中英宗与宰执们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于是,权御史中丞贾黯被解职出京,知谏院司马光被免去谏职担任侍读,明眼人谁都知道这是在削弱反对称皇考的台谏官的力量。到这年十月,在朝的台谏官只剩下三人。

次年正月,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联合御史范纯仁和吕大防联合上疏,参劾全体宰执,说他们“拒塞正论,挟邪罔上”,接下去的话也意气用事了,“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即便不砍头,也应该判刑。到这地步,英宗不得不表态。诏书虽没有接受称濮王为“皇”,但仍称其为“亲”,并把濮王坟莹称为陵园,实际上还是将生父与仁宗并列。

吕诲等见论列弹奏不被采纳,交还了御史敕告,集体辞职,还放出话来,声称与称皇考派“理不两立”。英宗召来了宰执,问他们如何平息这场风波,欧阳修也逼着英宗作出选择:“留御史,还是留我们,唯听圣旨。”英宗的天平在私心的摇摆下倾向了宰执,把吕诲等三人贬出京师。

出使契丹刚回朝的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瞻和赵鼎得知濮议结局如此,也不再上朝,在家“待罪”。所谓待罪,是台谏官行使其正当言事权的最后一举,是宋代台谏官言事不屈从于君权的制度保证。傅尧俞还拒绝了侍御史知杂事的新任命,他们都要求与吕诲等同进退。英宗只得把傅尧俞等三人也贬为州郡长吏。反对称皇考的台谏官都贬黜出朝,京城传开了“绝市无台官”的谚语。濮议在君权与相权的联手压制下收场,称皇考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濮议之争,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无聊。但在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中,“皇考”派于礼于理都显得有亏,宰执大臣们却有讨好英宗的味道。吕诲等台谏官执之愈坚,辨之愈烈,是当时台谏风气与职责使然,并不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纯粹是以台谏官为主体的反对派借题发挥,挑起争端,不惜去位,博取美名。不过,这一结局也表明,台谏的制衡作用最终还需听命于君权,因而其制约机制作用只有在明君、贤相、好台谏下才能兑现,而满足三者是十分困难的。濮议也说明了英宗不是“明哲”之君。

治平三年十一月,英宗再次“不豫”。他已经失语,但神智有时还清醒,仍坚持在病榻上处理国事。宰相韩琦知道自己将面临又一次君权交替的严峻考验。他关照英宗长子颍王赵顼朝夕不离皇帝左右,颍王回答这是人子之责,他却别有意味的说“不仅如此啊”。

十二月,英宗病情加剧。二十一日,韩琦请英宗“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并把纸笔递给他。英宗亲笔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七字,韩琦看后说:“一定是颍王,烦圣上再亲笔书写。”英宗只得拿起笔,一边吃力的添加“颍王顼”三字,一边泫然泪下。韩琦这才把翰林学士张方平叫来起草遗诏。出宫时,文彦博问他是否看到圣上流泪,韩琦回答:“国事当如此,有何办法!”次日,宣布立赵顼为皇太子。

仅隔十五天,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去世,韩琦急召皇太子前来,其间英宗的手忽动了一下,另一宰相曾公亮担心英宗活过来都要背上大逆罪,提醒韩琦。韩琦不为所动,说:“先帝复生,就是太上皇。”继续安排赵顼即位,他就是宋神宗。

韩琦曾自称“某平生仗孤忠以进,每遇大事,则以死自处”,他历仕三帝,顾命两朝,临变处疑,不动声色,当得起这个自我评价,是宋代有数的社稷大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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