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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李善长

明朝的种种制度,大部分是李善长所拟定的。此人是朱元璋的萧何,而学识能力超过萧何,可惜在晚年有点糊涂,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己,死于非命。

他是安徽定远人,书念得不少,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和朱元璋初次见面。那时候,朱元璋的年纪是二十六岁,他的年纪是四十岁。朱元璋尚在郭子兴下面当一名“镇抚”,地位不高,却已先后收编了濠州家乡的壮丁七百,定远驴牌寨的民兵三千,横涧山的元军二万。李善长似乎不曾在元朝有过什么“功名”(秀才举人之类),也不曾当过大小官吏,只是穷乡僻壤,一个偷生于乱世的读书人而已。

《明史·李善长传》,说他“迎谒”朱元璋于朱南攻滁州之时;《太祖本纪》却说朱“道遇”定远人李善长。无论是李迎谒朱,或是朱道遇李,总之,两人一见面便很投机,开始了几十年的合作。朱元璋留他当书记,带着他攻下滁州。从此,叫他参预机密,主持粮饷.协调人事。

郭子兴在濠州被赵君用喧宾夺主,迁驻滁州,对这位替他打了滁州的朱元璋,有尾大不掉之感,于是一面减削朱元璋的兵权,一面想釜底抽薪,暗中叫李善长到自己身边去。李善长为人颇讲道义,对郭子兴婉辞谢绝,情愿追随朱元璋到底。

朱元璋把滁州让给郭子兴,攻下和州,另创局面。有一次,朱元璋出城打鸡笼山山寨,叫李善长留守,元军乘虚来袭。李善长懂得利用埋伏,将元军击败。可见他虽则是一个丈人,也未尝不能领兵打仗。

在和州劝朱元璋渡江取集庆(南京)的,是他。劝朱元璋以“不嗜杀人”的方法统一天下的,也是他。当朱军攻下采石矶与太平路(当涂)之时,李善长已经事先把严申军纪的布告准备好,立刻贴在大街上。其后,徐达攻占镇江,老百姓竟然不知道镇江换了手,也是得力于军纪的严肃。

再其后,朱元璋亲自到安丰(寿县)救刘福通,亲自去江西打陈友谅,去湖北打陈友谅的儿子陈理,都是由李善长坐镇后方。李善长的官职也一步一步地由镇抚的书记,升为朱大元帅的都事,朱平章的参议,参政,大都督府的司马,吴国的右相国。朱元璋在吴元年九月改尚右为尚左,李善长也由右相国而改为左相国,同时受封为“宣国公”。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元旦称帝,李善长便作了大明天子的左丞相,加官“太子少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

李善长同时当丞相的,是徐达。徐达军功最高,却屈居李善长之右,当“右丞相”,而且实际上不管“中书省”的事。真正替朱元璋“当家”的,只是李善长一人。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改封他为韩国公,食邑四千八百户,加官由太子少师升为[皇帝的]太师,爵位也升为“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

他大权独揽,未免结怨于同僚。最和他合不来的,是刘基(伯温)。刘基的官职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李善长有一个属僚,中书省的都事李彬,犯了贪污罪,当斩。李善长向刘基说人情,刘基派人骑马到开封,向正在出巡的朱元璋奏请施刑,获准,便把李彬斩了。

李善长在洪武四年正月告老引退。到了三月间,刘基也告老引退。中书省的政务,改由新从“左丞”升为“右丞相”的汪广洋负责。如果不是《明史》记载有误,中书省此时有了两个右丞相(徐达与汪广洋),而左丞相的位置并未补人。我想,可能是徐达升了左丞相,照旧只管带兵练兵。

汪广洋当右丞相,当到洪武六年正月,失宠,贬去广东.作行省的参政。继任的人,是胡惟庸。胡惟庸是定远人,与李善长同乡,投奔朱元璋于和州,受到朱元璋的赏识与李善长的支援,由元帅府的“奏差”,历升宁国县的主簿、知县,吉安[府]的通判,湖广行省的佥事,中央的太常寺少卿、太常寺卿,中书省的参知政事、左丞。

胡惟庸当右丞相,当到洪武十年九月,升左丞相;汪广洋复任右丞相之职。

奇怪的是,闲了很久,年事已高的李善长,又在这一年的五月,东山再起,受任与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原因是他的儿子李祺作了驸马(娶了临安公主),他的侄儿李佑也娶了胡惟庸的侄女。

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在洪武十三年正月,因谋反罪被杀,颇有株连,但是李善长与李佑并未波及。中书省被取消,李善长的“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崇高职衔,可能也连带地被取消。但是,由于御史大夫陈宁已死,御史台一时主持无人,朱元璋还命令李善长代理了几个月,到这一年五月间御史台被取消为止。

李善长最后倒霉,是在洪武二十三年,他的一个亲戚丁斌因别的罪名被捕,供出来当年胡惟庸谋反,李佑和李佑的父亲李存义(李善长的弟弟)参加,并且曾经向李善长游说。李善长虽则始终拒绝了游说,却并未向皇帝朱元璋报告。朱元璋很生气。便把李善长赐死。这时候李善长的年纪已有七十七岁。他的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同时被杀。事实上,丁斌的供词未必不是严刑拷打之下的诬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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