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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

在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的前一年,亦即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百日维新,一是戊戌政变

百日维新,从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八月初六日结束,实际上共有一百零二天。

在这一百零二天中间,光绪皇帝一共下了二百零五条谕旨与密诏,其中十分之八九均与“维新”有关。其中真正见诸实行、不曾被慈禧太后于戊戌政变之后一笔勾消的只有一件,也就是四月二十七日谕旨巾所强调的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京师大学堂于民国以后改称北京大学。

实际上,设立京师大学堂的计划,在维新以前的三年便已决定。这计划之所以能见诸施行,应该归功于光绪皇帝在维新期间的一股冲劲。

京师大学堂的负责人,光绪选中了孙家鼐。孙家鼐是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状元,这时候官居吏部尚书,年已七十一岁。 光绪在五月初五日加给孙家鼐以协办大学士的名义;十五日,派他“管弹京师大学堂”;同一天,赏给梁启超以六品官衔“办理译书局”,将译书局与另一机构“官书局”,合并在京师大学堂以内。

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是由梁启超起草的、它不仅是规模宏大的一所大学,而且有“统辖各省学堂”之权,所以实际上成了“教育部”的前身。泽书局呢,堪比于后来的国立编译馆。

创办京师大学堂与译书局,都是很好的事,虽则也有人反对,但尚不致阻碍多少人的出路,打坏多少人的饭碗。

然而,光绪(在五月初五日)下诏废了八股:“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改策论。”这就正如张之洞所说,得罪了几百个翰林、几千个进士、几万个举人、几十万个秀才与几百万个童生。尤其是其中的举人、秀才、童生,他们花了若干年的工夫学会八股,等于白学。

另一项改革,谕令将全国的庙宇、寺院、祠堂,凡是不在“祀典”的,连同其庙产、寺产、堂产,一概改为学校。所谓“祀典”,指国家的大典,那末不在“没收”之列的仅有太庙、天坛、社稷坛与孔子庙、关岳庙了。于是,全国的和尚、尼姑、道士、管祠堂的各地各家族族长,也都成了维新的敌人。

更严重的一项改革,是裁撤骈枝机关。光绪在七月十四日下诏书,把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统统归并到礼、兵、刑三部,又裁掉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因为这三省已各有其湖广总督、两广总管与云贵总督)。专管河工的东河总督,与若干非产盐省份的盐道,非运粮省份的粮道,以及无地方行政责任而专管水利、盐场、巡捕的同知、通判等等,也完全取消。于是,极多的冗员丢官,也恨死了维新二字。 最严重,同时也确是最重要的一项改革计划,是关于设立“制度局”的事。这“制度局”原为康有为在正月初八日的“第六次上书”中所建议的。光绪在二月十三日才看到这“第六次上书”(被恭亲王搁了一个多月),立即批交总理衙门大臣会议。那些总理衙门王大臣拖到六月间,被光绪催促,回奏说不能设立。光绪改交军机大臣议复,军机大臣们也表示在大体上不赞成。光绪于是又电征各省督抚意见,有些督抚竟然连回电也没有。 这“制度局”是什么呢?是一个起草宪法的机构,实行宪法的一个“事实上的新政府”。康有为说得明明白白:“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他又说:制度局之下,“设十二局分办新政”。十二局,是: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专管游学与学会)、陆军局、海军局。

康有为的勇气与光绪的魄力,均令我们佩服。可惜这两人均是热心过份,经验毫无。他们似乎以为,只须他们两人一君一臣情投意合,便可以把旧势力、旧制度以若干张诏书一扫而光,并且立刻可以在腐败专制的废墟上,建筑起君主立宪的画栋雕梁。

结果是,一切的一切除了京师大学堂以外,都成了纸上谈兵、空中楼阁。

康有为是广东省南海县(广州)人,生于咸丰八年,在百日维新之时年四十一岁。他的文章很好,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在学术方面涉猎亦甚广泛,始则受业于朱次琦,窥见宋明理学的堂奥,继则私淑于王闿运,对公羊学派的所谓微言大义发生爱好,最后读了江南制造局与广学会所出版的若干西书译本,获得了关于外国一般情形的表面的了解。他不失为当时思想界的一个有心人。

他幼年专攻八股,由秀才而举人,其后在光绪十四年与二十一年以举人的资格向皇帝上书,第一次是单独行动,第二次是联合了六百人以上共同行动。这两次所上的书,均被“大臣”吃掉,不曾送达皇帝的案前。

第二次上书之时,他参加会试中了进士。于是他又以进士的资格,托都察院递上第三次上书。这一次,皇帝收到了,大加赞赏,叫人抄了四份,一份呈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督抚.其余两份分存乾清宫与勤政殿。

其后,直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召觐见之时,他又上书五次,总计上了八次。

八次所上的书,千言万语不外乎“变法”二字。而他所谓变法,说到最后也只是“君主立宪”,以日本与英国为榜样。

光绪皇帝被他感动。朝中大臣如翁同龢、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陈宝箴等,也都被他感动。被他感动得最彻底的奠如他的学生、广东新会县人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于十九岁的时候(光绪十七年)到广州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学。从此,他作了康有为的信徒,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为止。

梁启超在十七岁中举,主考是贵州省贵筑县人李端棻。李端棻爱他的才,把堂妹嫁给他。这一年,是光绪十五年。

不久,他拜康有为为师。康比他年长十五岁,这时候已经从北京上了第一次书回来,名震天下。次年,康在广州长兴里设了一个私人讲学机构,称为“万木草堂”,梁就成了经常听讲的弟子之一。其他的弟子有陈礼吉、麦孟华等人。

万木草堂在光绪十八年移到卫边街邝公祠,在光绪十九年移到府学仰高祠。梁启超一直随着康有为“搬家”。康的一套理论,在这三年之中启发了梁启超的智慧。

其后康、梁二人在思想上发生歧异。康醉心于廖平(季平)的所谓“今文学”,而更进一步认为《周礼》、《左氏春秋》、《诗经毛氏传》,都是王莽叫刘歆伪造的(《新学伪经考》),又认为尧舜“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极寻常”(《孔子改制考》)。梁呢,在从康以前,已经有了相当好的经史基础,喜欢实事求是,不欲卷入“今文”与“古文”之争,更不愿附和“孔子改制”之说。康的成见甚深,一言既出,宁死也不认错,自称“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则“太无成见”,“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

然而师生二人均十分爱国,均确信中国惟有“立宪”才能转弱为强。

至于立什么样子的宪,有什么力量足以支持所立的宪,康不曾加以深思熟虑。梁在当时年纪还轻,只是受康的驱策,作奔走宣传而已。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间,康、梁二人与康的另一弟子麦孟华,都在北京参加会试(考进士),就联合了各省的举人六百名(连他们一共是六百零三名)分批“上书”,交到都察院,其后又全体联名签署了一封“万言书”,也交到都察院。但是都察院始终不肯转给光绪皇帝。

这万言书是康氏八次上书之中的第二次。万言书内的意见极多,开头是反对“马关条约”,主张不予批准换文,迁都关中(陕西)或太湖流域,对日长期作战。其次是有关富国强兵的种种措施,如练军、选将、制械、筑铁路、造轮船、制机器、开矿、铸银元、印钞票、办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贫,等等。再其次是启迪民智,如立学校、办报馆,文科举以策论代替八股,武科举以兵法与战术代替弓马。最后是,改革官制,裁撤闲散机关,成立国会。 这一封万言书,是梁启超写的,但全由康有为授意,稿成以后也经过康有为核正。

“举人”只是一种学位,不是官阶。几百名无官阶的“布衣”,连名向皇帝上书,在清朝的历史上是一种创举。康、梁不愧为“开风气”的时代先锋。

他们而且“聚众集会”。第一次会,是在四月初六日左右,开会的地点是明朝忠臣杨涟的故宅松筠庵,被邀的便是各省业已赞成联名上书的举人。

三个月以后,康、梁又在北京创设一个“强学会”,参加的已不只是举人,而包括了当时的名流硕彦,并且获得名公巨卿的支持。

在“万言书”被都察院拒收以后、强学会成立以前,梁启超与麦孟华曾经办了一种小型杂志,称为“中外纪闻”,附在政府的“宫门抄”(官报)之内,免费赠送给“宫门抄”的阅者。办了一个多月,因“谣言纷起……送报人惧祸”,而终于停止。

强学会的大力支持者是孙家鼐。孙家鼐把自己的“孙家花园”借给强学会作为会址。另一位支持者是翁同龢。翁同龢让他的门生陈炽,出面与康有为联名请客,于宴席上提出了发起强学会的建议。其后,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也是奔走筹款的一人。

此外,翁的门生文廷式,李鸿藻的门生张孝谦,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张之洞的儿子张权、张之洞的门生杨锐,都成了强学会的热心份子。

袁世凯与他的好友徐世昌,也出了不少力,袁世凯本人而且捐出三百元。各省督抚认捐的颇为涌跃: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三人,每人都答应捐出五千两。李鸿章的麾下名将宋庆与聂士成,也写下了几千两的数目。(这些款子,其后收到的不多,由于强学会成立了三个月便被查封。) 强学会之所以被查封,传说是由于李鸿章想捐出二千两入会,康、梁认为李鸿章对日主和,是一个政敌,加以拒绝。于是李鸿章授意御史杨崇伊提出弹劾。

在强学会被查封时(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麦孟华已经用捐得的款子,从上海买了不少新书来,北京的一家大书铺翰文斋也捐赠了很多的古书。两个月以后,孙家鼐奏称会址孙家花园是他自己的私产,请求启封,获准。会中的若干书籍照例充公,于是特设一个“官书局”加以收藏。这官书局于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之时,被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京师大学堂的图书馆。

康有为在强学会被封以前,早已到了上海,在上海成立一个强学分会。参加的名流有江苏的张謇、广东的黄遵宪、江西的陈三立(陈宝箴的儿子)、湖南的左孝同(左宗棠的儿子)、福建的沈瑜庆(沈葆桢的儿子)。强学分会的开办费一千五百两,是张之洞捐出来的。然而总会既经查封,分会的命运自不能久,只开了一次成立大会于张园,便无形瓦解。开办费除了房租等开销而外,还剩下墨币一千二百元。

次年三月间,梁启超便用这一千二百元,又请黄遵宪捐一千元、邹凌翰捐五百元,办了一种旬刊,称为《时务报》。

《时务报》每期的篇幅有三万字左右,其中四千字左右由梁启超执笔。梁的言论很激烈,“笔端常带感情”,很受一般读者欢迎。这《时务报》办了不到一年,销路超过一万份。

参加撰稿的人有七八位,包括梁铁君与其后转入孙中山的革命阵营的章炳麟(太炎)。梁铁君其后在北京谋刺慈禧太后,被杀。

梁启超办《时务报》办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期间,他先后发表不少的宏论,包括十多篇“变法通议”。他认为教育是“变法之本”,可谓抓住了要点。他又认为满、汉的界限必须化除。化除的方法是:(一)满人归入各省各县籍贯,而不再称为某军、某旗之人;(二)满、汉通婚;(三)裁并满人的官缺,鼓励满人从事生产活动。

除了办报以外,梁启超同时也开办了一家“大同译书局”,协助经元善的夫人设立一所女子学校,联合了若干头脑新颖的人士发起“不缠足会”。

他因此而结交了不少长江流域的学者名流,获得很多达官贵人的赞赏与支持。严复、马良、孙诒让、张謇,对他均有好感。驻美公使伍廷芳,寄了治装费来,请他去美国担任二等参赞。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奏请将他“交铁路大臣差遣”。张之洞而且函聘他去武昌,当一个入幕之宾。他都不曾去。

有一位四川达县的老翰林,官职虽小而眼光颇远,杭州府钱塘县知事吴季清,愿意负担梁启超的生活费三年与两个外国教员的薪金(一英、一法),劝他搬到西湖来住,好好读三年外国书,蔚成大器。可惜,梁启超却不过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去了长沙,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

时务学堂原为王先谦所“私立”,被陈宝箴收为官办,以熊希龄为总理,以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为董事,实际上的校务与教务则交由梁启超主持。“分教习”统由梁启超聘请,其中有一个是唐才常。第一期的学生四十人,包括蔡锷、范源廉、林圭、毕永年。

时务学堂在原则上是低于京师大学堂一级的“高等学堂”(相当于今天的高级中学),而事实上是一种改良的书院,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相仿。它所不同于万木草堂的是,康注重自己的特殊学说的宣扬,而粱则是为了暗中准备“湖南独立”而训练干部。康是一人独教,而所想教的包括中国固有的义理、词章、考据、史地、礼乐书数、图枪(代替“射御”),与外国的史地、格致、政治、群学(社会学)、语言文字、演说、体操,外加“游历”(每年于假期中举行)。梁在时务学堂,请了六七位中国人与一位外国人当分教习,分工合作担任经、史、子与“西籍”四科。他自己所担任的,只是“总其成”的工作,然而也每天上课四小时,每晚亲自批答学生的札记。

时务学堂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梁启超手订“学约”十条: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所谓“读书”,只是这十条之中的第三条而已。 在立志的一条之中,他教学生以孟子、范仲淹、顾亭林为模范。在养心的一条之中,他教学生打破苦乐关头、生死关头、毁誉关头。

在治身的一条之中,他教学生每天在就寝以前检讨自己的过失,记在日记簿上。

最重要的,是最后两条:“经世”与“传教”。经世,是“治天下”;必须研究“治天下之理”与“治天下之法”。传教,是“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当共矢宏愿,以传孔子大同之教于天下。”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作的讲演与所写札记批语,充满了对荀子以来若于儒家学说的批评,因此便引起了王先谦等人的不满。他又不肯延聘叶德辉为分教习,理由是叶的私生活很不好,虽则读书颇多而不配为人师表。叶德辉恨极了他,就鼓动一些守旧份子对他攻击。

梁启超为人坦白,心里想什么便说什么。他虽不曾参加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却也颇富于民族、民权思想。他的札记批语中,有这么几句话:“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二十四朝……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这几句话被反对者抓住,作为梁启超的罪状。

湖南学政江标与梁启超的另一位好友谭嗣同,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创办了《湘报》(日报)与《湘学报》(旬刊)。《湘学报》开头便是一篇介绍《孔子改制考》的文章,其后又发挥了不少排满与“无君”的言论。谭嗣同在五年前便已写过一部《仁学》,其中有“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种异类,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又有“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事不办,易其人,亦天下之通议也。”

张之洞本是支持梁启超的人,被吓得赶紧写了《劝学篇》表明心迹(篇中有“宗经”一章),又写信给陈宝箴与江标,说梁、谭等人的言论“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

陈宝箴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辞退”梁启超所聘的分教习欧榘甲、叶觉劢。梁和这两位被辞退的人一齐离开长沙,去上海。总计他办时务学堂,前后仅三个多月而已。

到了上海不久,梁启超便去北京再度参加会试,同时帮助康有为从事积极的变法运动。

康有为叫他再来一次举人连名上书,不由康领衔,而由他领衔。于是他写好一篇请废八股的奏章,找到一百多举人签名,在四月中旬送到都察院,托请转上光绪皇帝,都察院不肯收。又送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不肯收。

这时候,康有为自己所上的书,前后已经有过八次,而且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已经先后举行了所谓“保国会”三次。第一次在粤东会馆,到会的二百余人;第二次在嵩云草堂,到会的人数不详;第三次在贵州会馆,到会的一百余人。康有为本想把“保国会”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团体,在北京与上海设两个总会,在各省、府、县设若干分会,由于御史黄桂筠等纷纷弹劾,而未能如愿。

这一次会试,康有为中了进士,梁启超依然名落孙山。

康有为被任命为工部主事(科员),蒙光绪皇帝破格召见。觐见的一天是四月二十三日,地点在颐和园仁寿殿。

五天以前,光绪皇帝已经颁下了一道“定国是”的诏书,决心变法。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八的上书,终于发生效果。 可叹的是:所谓效果只是一百零二天的维新而已。而维新云云,不仅为时极短,内容也只是二百道左有的谕旨。唯一的成就,是京师大学堂见于事实。

甚至,在康有为觐见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的反击便已开始,虽则“政变”是在三个月以后。

四月二十七日,慈禧突然叫光绪下了一道“硃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一向对康有为颇表好感,又力主变法,虽则(一)出面保荐康有为的不是他,而是侍读学士徐致靖与御史杨深秀;(二)在学术思想上,翁很不赞成康的《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 在驱逐翁同龢的一天,光绪于慈禧的严厉吩咐之下,命令此后凡是二品以上的新官,必须到慈禧面前叩头谢恩;又命令调直隶总督王文韶进京,派荣禄署理直隶总督。

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慈禧的姨侄,在同治年间历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大臣,光绪元年兼步军统领,迁左都御史,升工部尚书,其后因反对慈禧自选太监忤旨,贬为西安将军。光绪二十年,再授步军统领,二十一年六月升兵部尚书,二十二年四月兼办大学士。

在奉派调任直隶总督的前五天,他刚被升任“大学士,管理户部”。

慈禧之所以把他调充直隶总督(仍兼大学士),用意在于让他掌握直隶总督所节制的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三支军队。不久,她示意御史李盛铎,请太后与皇上到天津阅兵。她叫光绪予以批准,预定阅兵之期在九月间。百日维新

这阅兵的事,据当时传说是慈禧与荣禄商量好的阴谋:到时候,把光绪捉住废掉,另立别人为皇帝。

事实上,慈禧未必有此阴谋。她大概是为了恐怕维新份子把光绪引到于己不利的路上,而预先让荣禄有兵,作为一种防卫措施而已。

慈禧之决心废掉光绪,不在驱逐翁同龢与任命荣标督直之日(四月二十七日),也不在光绪裁撤詹事府等骈枝机关之日(五月十四日),而是在光绪斥免礼部的六堂官(七月十九日)、擢用四军机章京(七月二十日)以后。

礼部主管朝廷吉凶大典,兼管科举与学校。所谓堂官,是两个尚书(部长,满、汉各一),与四个侍郎(副部长,满、汉各二)。在各部尚书之上,常常又有一个所谓“管部大臣”。

被光绪斥免的礼部六个堂官,是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溥涏、徐会澧、曾广汉。

这六位堂官之所以获罪,由于拒绝代呈该部一个主事(科员)王照的一封奏章。奏章里有下列几点内容:(一)请光绪仿照俄皇大彼得的故事出洋游历,先到日本看看;(二)设立一个“教部”、“扶翼圣教”;(三)责罚本部堂官,因为这几个堂官毁谤光绪,为臣不忠。

这一封奏章,王照先交给许应骙,许应骙不收。王照又交给怀塔布,并且说如果堂官再不肯代呈,他便送到都察院,请都察院代呈。结果,怀塔布答应代呈;却同时叫许应骙参劾王照一本,说王照咆哮署堂,居心“陷皇上于危地(日本)”。

光绪这才于收到王照与许应骙的两本奏章以后,在七月十六日将怀塔布、许应骙连同四个侍郎交(刑)部议处。四天以后,七月二十日,将六人一齐免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光绪在原则上有权如此做,因为他自从光绪十五年二月起业已“亲政”。事实上,他一向凡事必请示慈禧,而竟然敢自作主张,把一部的尚书、侍郎六人统统免职,把一个“七品小京官”,破格升为四品,这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

慈禧所更加不能忍受的是,第二天光绪不仅又破格提拔了四个小臣,而且赋以相当于宰相的大权。

这四个小臣是,内阁侍读杨锐、内阁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光绪发表他们为“军机处章京”。名为章京(秘书),而事实上等于军机大臣兼大学士,因为从此以后光绪把所有的章奏交给他们看,所有的诏旨交给他们起草。 七月二十二日,光绪突然又将李鸿章及满人敬信免去总理衙门大臣之职。李鸿章此时本已失势,只挂了大学士与总理衙门大臣空衔,然而究竟是慈禧一向所宠信的老臣,光绪打击他等于是目无慈禧。在光绪,并非存心与慈禧作对,只是因为深恨李鸿章对日媾和与对俄结盟,在这两件事上贻误大局,但是慈禧怎能不看作光绪是向她挑战呢?

最后,“母”子之间又有了因光绪召见袁世凯、重用袁世凯,而发生的大误会。

光绪罢免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到本人失掉自由,前后仅有两个星期而已。

这两个星期中,情势真是够紧张的。一方面,光绪与四位新章京励精图治,例如在八月初一日下了一道谕旨,令户部(财政部)每月列表陈报国家的收支数字,作为将来制定预算的准备;另一方面,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御史杨崇伊等人积极活动,怂恿慈禧实行“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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