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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

百日维新与戊戌政变,发生在“门户开放”以前;义和团的事变,发生在门户开放以后。

康、梁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之一,是得罪了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康、梁等人不该拒绝李鸿章入“强学会”,更不该于维新期间让光绪皇帝免去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之职。尤其失策的,是历次“上书”均只以光绪皇帝为对象,而不曾尊重幕后的当家人——慈禧太后。王照是个例外,他一开头便主张捧慈禧,但是康、粱等人不表同意。

慈禧为一群宵小所包围,确是事实。但是她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康、梁等人低估了她。

戊戌政变以后,稍涉维新嫌疑的人均被摒斥,朝中所余的正人君子寥寥无几,也都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主张。结果是,宵小为所欲为,加速了清朝的崩溃。

最得势的莫如大学士刚毅与端郡王载漪。这两人互相勾结,图谋杀害光绪,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同治的嗣子、继承皇位。

为了杀害光绪,他们曾经诬指康有为“密进红丸”,命令上海道捉拿康有为,“就地正法”。倘若康有为果被捉住而正法,他们就可以真的用一颗红丸结果光绪性命。然而,康有为在吴淞口被英国领事救走,弄得他们只好另想别法:宣称光绪病重,征求名医。

这时候,连外国的驻华公使均为光绪抱不平。他们向总理衙门表示:他们对光绪的健康十分关心,倘若光绪遭遇什么意外,一定会引起“严重的猜测”。总理衙门的人说,皇上的确有病。于是,英国公使窦乐德建议,派一个法国公使馆的医生德泰夫入宫诊视。刚毅等人因为“征求名医”在前,无法拒绝。德泰夫诊罢出来说,光绪没有病。

英国公使的这一着棋,使得光绪多活了十年。

然而刚毅等人并不罢休。他们用军机大臣某人的名义密电征询各省督抚关于“废立”的意见,满以为各省督抚一定随声附和,却不料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钉子。刘坤一回电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

事情拖了一年,到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慈禧突然召集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大臣、南书房与上书房的侍读翰林、各部院尚书,在仪銮殿开会,用光绪的名义宣布立溥儁为同治的嗣子。

诏书说:“朕冲龄入承大统……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用再仰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

这一封诏书,引起了上海电报局总办(局长)经元善的抗议。经元善官卑职小,竟敢领衔与一千二百多人联名打电报给总理衙门,说:“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列名于这封电报的知名之士,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太炎)、唐才常、蔡元培。

经元善与这一些人的勇气颇堪钦佩,他们分明知道慈禧决不肯让“光绪力疾临御”,更不会饶恕他们这样的一种“聚众滋事”、“妄于朝政”的行动。然而他们偏要打这么一封电报试试。电报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探闻各国有出兵干预之说”。

慈禧看了电报,又怕又气又恨。怕的是,外国可能真出兵干预。气的是,区区一个上海电报总办,也竟然敢领衔向总理衙门打电报?恨的是,在经元善的后面分明又是“康党”在作祟。

事实上,唐才常与当时的章炳麟确是“康党”。他们志切“保皇”。认为慈禧立了溥儁“为穆宗毅皇帝嗣子”以后,一定会再用光绪的名义下诏“退位”,于是造出“各国出兵干预”的谣言,吓阻慈禧。

慈禧确是被吓阻,却因此更恨洋人。她一面命令上海地方官吏设法向租界当局交涉,捕捉经元善;一面与刚毅、载漪等人研究,如何对付洋人。

经元善丢了官,也几乎丢了性命,他逃去澳门。刚毅、载漪等人替慈禧想出一条对付洋人的妙计:用“义和团”的“义民”把在华的洋人斩尽杀绝。

“义和团”的原名是“义和拳”,可能为天理教或八卦教的一个支流。参加“义和拳”的人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但由于德国人在山东太横行,而“吃洋教”的所谓“教民”又狐假虎威,欺负善良,于是“反清”的情绪为更强烈的“反洋”情绪所替代。山东巡抚毓贤,也是一位“反洋”的同志,觉得义和拳份子的“民气”可用,加以鼓励,承认他们为“民团”,叫他们改称其团体为“义和团”。

义和团的组织,是一种富有神秘色彩的秘密社会组织,变成了公开的所谓民团以后,仍不愿放弃其固有的神秘意味。吞符念咒,未尝无相当有效的催眠作用,足以增强团员的勇气,甚至“作战能力”。而且,团员除了吞符念咒以外,也学得一些刀枪拳棒。

义和团的错误,第一是迷信吞符念咒足以抵御枪弹炮弹。第二是盲目反对洋人的一切,包括洋人的宗教、医术。

他们之标出“兴朝灭洋”或“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在改名为“义和团”以前。教他们标出这口号以代替“反清复明”的人,是来自陕西的李来中。李来中可能是这一个秘密结社的全国总首领。

山东一省的小首领是徐天吉。有人说,不是徐天吉,而是一位朱红灯。

直隶的小首领,是天津白河沟人强德成与静海县人曹福田。强德成是撑船的,自比洪秀全。曹福田是散兵游勇,自比杨秀清。一般的徒众称他们为“大师兄”。

团员的服装也很别致。头裹红布或黄布,余下两尺垂在脑后,颇像阿拉伯沙漠中的骑士。身穿短衫裤,不穿长袍。上身罩一个肚兜,肚兜上绣八卦之中的某一卦,倘若这位团员是属于“震字门”的,便绣“震卦”,坎字门的绣坎卦,乾字门的绣乾卦。腰间扎一条与头布颜色相同的腰带,裤子也扎了裤脚,脚上穿的是靴子。

他们最喜欢用的武器是钢叉,其次是花抢、单刀、双剑。西式的枪炮,即使制造的,他们也不肯用。

一切洋货,他们都深恶痛绝。贩卖洋货与使用洋货的,信洋教的教民,则被他们称为“二毛子”。

他们所奉的神,以纯粹的为原则,如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关公、梨山老母、二郎神,等等。他们也崇拜老令公(杨继业)、周仓、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诸葛亮、张翼德、赵子龙、马孟起(超)、黄汉升(忠)、姜太公、李太白(!)、尉迟恭、秦叔宝、黄天霸、杨香武。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耶稣固在排斥之列,佛教的如来佛、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文殊菩萨、弥勒佛、济颠活佛等,他们也一概不拜。但是在咒语中却有“云凉佛,前心”五字。

他们的最小单位是团,每团有团员二十四人,设一个团首。团首之上有大师兄,二师兄等等。大师兄之上,有一位不见面的神秘的“老师”。对官厅交涉,皆由大师兄出面。

义和团最普通的咒语是:“左青虎,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他们相信:懂得念咒语,上阵杀敌便可以刀枪不人,枪弹炮弹均打不进。义和团

团里又流行种种的神奇传说,例如:(一)“老师”给了某团员二百文,这团员把这二百文用来用去,总是用不完。(二)团里某次用一个小铜锅煮饭,煮了二升米,供应了很多人,总是吃不完。(三)大师兄强德成在静海县独流镇丢了一根粟杆在地上,几个大汉抬它不起。(四)大师兄曹福田初到天津,向租界一指,租界便起了火。

义和团的发祥地是山东西部,巡抚毓贤很赏识它,毓贤的继任者袁世凯却决意将它扑灭。

毓贤之所以被调差,是由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多次抗议。那时候,是光绪二十五年的冬季。义和团与“教民”的冲突已到了械斗的阶段,教民有被“义民”逼迫“烧香拜神”的,“义民”也有被教民“开枪打死”的。所谓“义民”,是指的义和团团员及其附从份子(包括“大刀会”会员)。

清廷在十一月初四日召毓贤进京,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调毓贤为山西巡抚。

袁世凯不比毓贤。毓贤没有自已的兵,袁世凯是带了他的“新建陆军”来的。新建陆军这时候改了名字,称为“武卫右军”。他又把山东原有的“勇”营三十几营,选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加以训练。因此,他镇压义和团颇有力量。

在他到任以前,山东仅仅荏平一县便已有“拳厂”八百余处。到任以后,只花了两个多月工夫,他便把全省的团员压得销声匿迹,或逃奔到直隶去了。

他的方法是,颁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规定练拳者死,办拳厂者死,赞助拳厂者死,家产没收,以一半或全部赏给告密的人。

他把这八条章程推行得很有效。重要人物如朱红灯,也被捉住处死。

直隶总督原为荣禄。荣禄于戊戌政变以后调任军机大臣,管理兵部。继任的直隶总督是裕禄。裕禄对义和团阳禁阴纵,因此义和团便纷纷离开难以立足的山东,而涌进了直隶。

他们由南而北,沿途设立“拳厂”、扩充势力,常常走到教堂里对传教士与信教的教民破口大骂,甚至抛砖丢石,但他们直至到达天津之时为止,并未伤害人命。

到达天津,是在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二月底。谣传他们要在三月初一攻打天津的外国租界。不过,到了三月初一,却并无攻打天津租界之事。

其后,义和团竞在任邱县和官军开战,将官军击败。裕禄身为直隶总督,而并不计较。四月间,义和团在涞水县烧教堂,裕禄派了副将扬福同带兵去弹压,也被义和团打败。义和团而且当场杀死了杨福同,裕禄依然并不计较。这杨福同算是白死。

不久。直隶义和团的首领之一曹福田,反而蒙慈信太后召见。

庚子年四月的最后一天(二十九日),义和团烧了芦沟桥、琉璃河、长辛店三处的火车站。

次日,五月初一,拳众又爬上涿州的城墙,在事实上占领涿州,说是“洋兵将到,本团代守”。涿州的知州无法挡驾,愤而绝食。

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对于这样抢夺地方政权的大事,只派了两个高级文官前往“解散拳众”。这两人是刑部尚书赵舒翘与顺天府知府何乃莹,一到涿州便成了拳众的俘虏,被“勒令烧香跪拜”,等于是加入了义和团。

协办大学士刚毅自告奋勇,也奏准前来涿州。来了以后,不仅是烧香跪拜,而且和“拳首”密谈了很久。刚毅和赵舒翘、何乃莹回京,向慈禧表演拳众如何跪拜,如何两眼直视,如何挥拳摔腿,却不提起他们自己有没有达成解散拳众的任务。慈禧似乎也不太关心那位绝食的知州,与如何收回涿州地方政权,所关心的是“拳众是否可靠?”

赵舒翘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思,连说“可靠,可靠”。刚毅藉此机会,劝慈禧准拳众进入北京。

在进入北京以前,拳众先在五月十三日当慈禧由颐和园回入城内之时,沿途排队,自称护驾,慈禧检阅了一番,十分高兴,赏银二千两。

两天以后,五月十五,一百多名拳众先遣部队进了北京,“分成三队,一队执刀,一队执矛,一队执铛,皆以红布裹头,年纪大都十二三岁,大者不及二十也。”

先遣部队来了以后,成千的拳众蜂拥而入,每天都有。他们随处设立拳厂,又设立神坛。起先是一街一坛,或两三街一坛,后来是一街三四坛,甚至五六坛。初惟徒众为之,“继则身家殷实者亦为之矣。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无地不团矣。”

传说,甘军的统领董福祥与义和团的“总首领”李来中结拜为把兄弟。辅国公载澜(端郡王载漪的弟弟、惇郡王奕誴的儿子、道光皇帝的孙子)“短衣窄袖”,腰束红布,学了义和团团员的打扮。

还有人说,慈禧在宫内也设了坛,学习义和团的密咒。

拳众在入京的第二天(五月十六)晚上,放火烧了彰仪门外的西人跑马场,同时也烧了“外城”姚家井一带教民的房屋。(当地的教民已经逃入东交民巷各国使馆)。

第三天,五月十七(6月13日)。拳众开始进攻东交民巷,不曾攻得进去,被东交民巷的洋人放枪击杀八人。当天晚上,拳众烧毁崇文门内的教堂,杀死教民二三百人。(崇文门是“内城”的三个南门之一,面南偏东离开东交民巷不远。)

五月十八,拳众焚毁顺治门外的教堂,与“大栅栏”的几家卖洋货的店铺。(顺治门是内城偏西的一个南门)。

五月十九,拳众在晚间进攻奥国公使馆,被洋人放枪打死了很多。这一晚,不曾放火。

五月二十,晚间九点钟,义和团又在大栅栏放火,烧“老德记”西药房。起火以后,西南风大作,火场蔓延到“前门大街”与内城的正南之门正阳门。正阳门城楼也着了火,煤市街、西河沿、荷包巷连带也遭了殃。这一晚,被烧的店家与住宅,有四千多家。

当时的民间救火组织“水会”想去救火,被义和团阻止。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作为国家正规军的董福样部(甘军),甚至荣禄的武卫中军,也开始放枪抢劫。这些乱兵,一批一批地闯入官吏与“富户”之家,见了什么便取什么,先是珠宝银钞,其后便是衣裳与零星物件。被抢劫的还得赔笑脸,否则房屋也要被烧,甚至性命不保。

此时,那深居紫禁城内的慈禧太后,却还在发号施令,对全世界的国家进行战争呢!

宣战的诏书,于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宣战的对象,不是某一国或某几国,而是所有的“远人”。

单就文字本身而论,这宣战诏书倒也理直气壮:“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者列祖列宗莫不待以怀柔。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代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仁心……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

诏书所提到的“杜士兰照会”,确有其事。杜士兰是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他受日本、意大利与“奥匈帝国”三国驻津海军司令官的委托,于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对的大沽守军递哀的美敦书,限守军于次日午前二时交出炮台。

大沽的守将罗荣光决定抵抗。他在次日午前零点四十五分下令开炮,战到午前六点三十分,丢掉所有的炮台,但也使得日本、俄国、法国的兵,及国籍混杂的天津:“义勇队”,死了六十四名、伤了八十九名。

严格说来,就时间的先后而论,这是衅自彼开。

当然,列强也可以指出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彬,是在五月十五日(6月11日)便已于北京水定门外被董福祥的甘军兵士杀死。这是不成为理由的。第一,杉山彬之被杀只是中、日之间的小事件与日本以外的列强无关。第二,列强海军决定攻夺大沽炮台之时,并不知道杉山彬被杀(当时京、津之间的消息已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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