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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宣二宗

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死在开平西北的榆木川,享寿六十五岁,,

他生于太祖称帝北伐以前的十二年。蒙古人传说,成祖是元顺帝的儿子,为业已怀孕的翁吉刺惕氏妃子于进了太祖之宫以后所生(见《黄金史》),完全不确。

成祖的长子,仁宗朱高炽,生于于洪武十一年。这一点,足以证明成祖不可能是元顺帝的妃子所生。

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在位一年,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去世,享寿四十八岁。

仁宗在成祖屡次北征之时,留守后方,以“监国”的名义处理庶政,深得民心。他为人仁慈,不愧被谥为仁宗。他即位伊始,便释放了被成祖关了十年的黄淮、杨溥。可惜他在位仅有一年,这是明朝的不幸。

仁宗的长子宣宗朱瞻基,不及仁宗,但也可算是一个守成之主。此人在位不足十年,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去世,年纪仅有三十八岁。好色,是一个原因。

辅佐宣宗的,是所谓“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原是成祖的旧臣,富于经验。仁宗把杨士奇屡升至少傅、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升至太子少傅、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杨溥升至太常寺卿、翰林学士。

宣宗即位以后,令杨溥以“同治内阁事”名义入阁。此外,金幼孜原已在成祖时入阁,于仁宗时由文渊阁大学土兼翰林学士,转为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宣宗留他在阁。黄淮出狱以后,未回右春坊大学士原职,被仁宗任命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不久又由通政使升为少保、户部尚书;宣宗也留他在阁。

另有一位权谨,官运不佳,于洪熙元年三月刚被仁宗任为文华殿大学士,在九月间向宣宗请求致仕(退休),宣宗因他年老,不留。

黄淮也因为年老,于宣德二年八月退休。

宣宗自己在宣德元年与宣德二年,先后提拔了两个人入阁,张瑛与陈山。这两人均不高明:“寡学多欲”。宣宗在宣德四年把他们逐出阁外,张瑛左迁为“南京礼部尚书”,陈山“专授小内史书”,教小宦官写字。

此后,直到宣宗去世,内阁之中仅余杨士奇、杨荣、杨溥。(杨溥在宣德八年才由太常寺卿升加礼部尚书之衔,在地位上稍近于杨士奇与杨荣。)

三杨官为尚书,而职为大学士,兵工礼三部真正办事的尚书另有其人。三杨只是皇帝身边师友之间的顾问之臣而已。但是,由于位居亲近,他们对于皇帝的用人行政,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实际上也差不多是宰相了。

三杨性格不同,学养不同,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好在他们均不负行政责任,因此皆能显其所长,而不致因有所短而误国误己。杨士奇之学,杨荣之才,杨溥之量,凑合起来,使得仁宣二宗在位的十一年左右,成为明朝少有的一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的插曲。

这时候,瓦刺业已归顺,“鞑靼”毋庸再打,二杨决定停止下西洋的宝船,停止对安南的征战。他们把贪污的“大官”略惩一二(如都御史刘观)转转风气,却也并不以察察为明,叫天下当“小官”的人人自危。

仁宣二宗时代的六部尚书,多数均能称职。吏部尚书蹇义,是元老。他从成祖即位的时候,建文四年九月,便担任了这个职务,一直担任到宣宗四年,但仍旧以吏部尚书的名义,留在宣宗左右“讨论至理,共宁邦家”。他死在宣宗以后的几天,享年七十五岁。他是巴县人,于洪武十八年考中进士,充任中书舍人。太祖磨练他,于任满三年之时,叫他再连任两次,不于升迁。满了三任,依然作中书舍人(正七品)。建文帝将他越级提拔,任为右侍郎(正三品),成祖在建文四年七月升他为左侍郎,两个月以后,又升他为吏部尚书。此后,对他一直是信任不衰,只有在永乐二十年九月,因为对太子(未来的仁宗)不满意,迁怒于他,把他关了,关到次年二月放出来,仍叫他回吏部当尚书。仁宣二宗

吏部在成祖、仁宗、宣宗之时,权力最大。它兼有考绩与铨叙的大权,所以其他五部,以及都察院、大理寺等等,虽并不隶属于它,而人事方面却归它管。蹇义为人“厚重”,作风‘小心”,的确是一个合于理想的人物。吏部本身的事务,已经够繁而且烦的了,他应付得了繁,也耐得了烦。十几年中书舍人的磨练,确有用处。在这一点上,太祖的高瞻远瞩,作育人材,不愧为一朝开创之君,值得我们佩服。

户部尚书复原吉,也是在建文四年九月受任的,一直当到宣德五年正月病故。所不同的,他被成祖关得较久,从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关到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之时。所犯的罪过,是反对成祖对北元作第三次的亲征。

夏原吉,原籍江西德兴,生长湖南湘阴(和曾国藩同多)。父亲是一个穷“教谕”,早死。本人是南京的太学生,并无“功名”。太祖叫他当户部的主事(约略相当于今日的主任科员或科长),其后,派到福建与湖北当采访使。建文帝拔他为户部右侍郎。成祖即位,升他为左侍郎。两个月以后,再升为尚书,和蹇义一样。

成祖管钱,管稂,小是容易的事,因为成祖是极会花钱费粮的人。浚吴淞江,修运河,犹有可说;打安南,动员八十万兵,(可能并没有八十万,但也绝对不是八万;我考校了很久,八十的十字不是抄写人或刻字匠的错加);造宝船,一造便是两三百艘三四十丈长的大船,八九百艘“小船”;他所建筑的新都北京的宫殿苑囿(三殿、紫禁城、三海),气魄诚然雄伟,费用却是天文数字;他又要对北元一打再打,第一次是派邱福,其后五次是亲征。加起来,成祖一共花了多少钱,费了多少粮?《明史》的作者说,以“钜万万计”,钜万,应该写成“巨万”。巨万,是一万万,今天的“亿”。一个“巨万万”、便是“一万亿”。以“巨万万计”,便是‘以万亿为单位’。这或许是言之过甚。

太祖积蓄下来的钱与粮,为数不少,平均每年的税粮有三千万石左右,在洪武廿六年,夏税是米麦共四百七十一万七千余石,秋税只有米,是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余石。此外,有绢二十八万八千余匹,钱钞三万九千余锭(每锭合银五十两,亦即钱五万文,或钞五十贳)。当时米一石,折合钱价五百文,白银一两折合钱一千文,钞(洪武宝钞),按照票面数字,十足通行。绢一匹,折合钱钞为一千二百文。所谓“钱钞”的岁收,是各项杂税,加丝钞、棉钞、麻钞,按户征收(与唐朝租庸调制度下的庸相仿)。 然而太祖积蓄下来的,不够成祖花费。夏原吉在“盐税”方面打主意洪武的盐税税率是二十取一,全中国的盐,共计有二百五十三万三千余引,每引是四百斤,盐价各地不一,总税收折合白银,在九十六万两左右,等于铜钱九十六万贯,或白米九十六万石、

洪武年间,有所谓“开中”的办法,招商人送米进官仓,换取“勘合”,到出盐的地方领盐。这一种以米易盐的办法,与所谓“引”(运盐的许可证),是相辅而行的。成祖在北京缔造新都,夏原吉便限制全国商人,只许在北京以米换取“勘台”,于是北京各仓的米十分充裕。米是可以卖钱的,于是夏原吉解决了缔造新都的费用问题。

成祖又要打安南,打北元,夏原吉于是又准许边疆各地“开中”,也应付了少军费与军粮的开支。可惜,成祖的花费没有上境,而夏原吉张罗的本事有限。于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货膨胀”的歪路。本来,在洪武宝钞发行不久,民间对它便发生歧视,而宁可用金银。政府用严刑峻法禁止民间用金银,而老百姓的答复是把物价对钞抬高,对铜钱则差不多照旧。在洪武二十五年的时候,以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四省而论,铜钱一百六十文可以换钞一贯(应该是一千文换钞一贯)。成祖即位不久,在永乐二年规定,老百姓买盐,必须用钞,以钞一贯换盐一斤。家家户户,按人购盐,成年的每月买盐一斤,未成年的半斤。这样,宝钞回笼了不少。然而抵不住他自己的好大喜功,入不敷出。到他死时,经过二十二个年头的痛快花费,白米一石的价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贯,涨到五十贯了,换句话说,单就米而论,物价增加了五十倍。

这一种物价直线上升的趋势,在成祖死前无法挽回。夏原吉于永乐十九年因反对第三次亲征而被关在“内官监”,一直关到仁宗即位之时,就他本人而言,倒是省了不少筹钱的烦恼。仁宗请他回任户部尚书,向他询问理财的方略,他说,最要紧的是,少发钞,多收钞。仁宗因此而竭力节省糜费,增加收钞的市税与“门摊”(京师北平各个城门口的卡子税)的税率,同老百姓声明一俟钞价增高,便减除这所增的税率。夏原吉又向仁宗建议,招商人用钞换盐,沧洲以三百贯换一引,河南山西以一百五十贯换一引,福建广东以一百贯换一引。

宣宗即位以后,也听从夏原吉的话,用种种方法使得宝钞回笼。例如,凡是犯禁以金银布帛代替宝钞作交易的媒介的,所缴罚款概用宝钞;各府州县的粮仓,如已有十五年以上的积存,便可以叫老百姓用宝钞纳盐税与田赋;所有全国各地的秋税(最主要的政府收入),一概必须以十分之三折合宝钞,缴纳宝钞而不缴纳实物,凡是私用白银作交易媒介的,每银一钱,罚钞一千贯;官吏贪污,每受贿一两银子,罚钞一万贯。

夏原吉在宣德五年正月去世。他在去世以前的一年半,实际上已经不管户部的事,只是接受宣宗的优待,照支尚书的薪俸而已。户部在宣德三年五月便已添设了一个尚书郭敦,在宣德四年六月又增加了一个以“太子太师”的原官,兼掌户部事的郭资;在宣德五年六月增加一个兼任户部的入:兵部尚书张本;八月与闰十二月又添设两个专任的尚书:黄福与李昶。户部的事情之难找替人,于此可见,而夏原吉的才干也就因有此比较而更为显露了。

郭敦、李昶、郭资,先后积劳病故,于宣德六年四月、十月,八年十二月死在任上,黄福则因为事办得不好,于宣德七年八月降凋为“南京户部尚书”。于是,以尚书之多而著称的户部,在宣德九年与宣德十年两个年头,却连个专任的尚书也没有。只剩下一个兼任的尚书,胡[左水右荧]是礼部尚书,从宣德六年正月开始,奉旨兼任户部。

胡[左水右荧]是武进人,于建文帝时以进士充任兵科给事中,成祖升他为户科都给事中。《明史》说,成祖在永乐五年派他遍游天下,探访建文帝的下落,他探访到永乐二十一年,获得结果,向成祖报告。这结果究竟是什么,《明史>却不交代明白。他的官职,在永乐十四年的时候,已经升为礼部左侍郎。

仁宗降他为太子宾客,兼南京国子监祭酒。宣宗即位,令他官复原职,先在南京当南京礼部左侍郎,宣德元年转到北京,不久便升他为尚书。胡[左水右荧]一直当到英宗景帝,于英宗复辟以后退休,退休了七年才死,享寿八十九岁。此人的长处,是“老成持重”,却也在宣德元年八月,和杨荣一齐主张对汉王朱高煦大张挞伐,弭大乱于无形。

朱高煦是仁宗的弟弟,在成祖年间企图争夺仁宗的太子位不成。成祖最后封他在河北乐安,强迫他搬到乐安去住。宣宗元年八月初一,他在乐安造反,成立“五军都督府”,想再来一次“靖难”。宣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御驾亲征,兵临乐安城下,朱高煦投降,被带回北京,于九月间被杀。这是宣宗一朝惟一的战事,

中央六部的其他三部,兵刑工,尚书的人选不及吏户礼三部,多数却也在水准以上。兵部从洪熙元年四月到宣德六年正月,是张本。其后是许廓,许廓当了一年半,也病死在任上,和张本一样。再其后,尚书一职虚悬了一段时期,在九年三月补了王骥。在刑部的是金纯,从水乐二十二年八月,干到宣德三年五月,下狱;关了三个月,退休。其后,虚悬到十年七月,补了魏源。在工部的.是黄福、吴中、车友直。黄福从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干到宣德五年八月,转任户部。吴中从水乐二十二年十月,干到英宗正统七年四月,退休。李友直从洪熙元年正月,干到正统三年九月,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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