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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贤相

徐溥是宜兴人,景泰五年进士及第(状元),历官翰林院编修、左庶子、太常卿、翰林学士、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孝宗叫他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不久加礼部尚书衔,又加官少傅、太子太傅。

他为人“凝重有度”。凝,是有含蓄;重,是厚重,不轻浮;有度,是有权衡,能包容。这些美德,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宰相。然而,他并不仅如汉朝三公之坐而论道,在消极的意义上“守正”而已,遇到该争的事他未尝不争。钦天监的革职监正李华,会看风水,替皇后的父亲张峦选择坟地,孝宗把李华官复原职,他(徐溥)上疏反对,请孝宗收回成命。孝宗命词臣撰《三清乐章》,他说“设祀五常,儒者犹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说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这两件事,孝宗均因他反对而作罢。孝宗而且因此召见阁臣,共同处理章奏。阁臣自从宪宗成化年间以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和皇帝交谈的机会了。

徐溥在内阁十二年。刘健等人和他同心协力。刘健是洛阳人,天顺四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修撰、少詹事,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其后也屡屡加官,至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于弘治十一年徐溥退休之时,继为“首辅”(所谓“首辅”,便是名次列在最先的大学士。明朝从洪武十三年起,在礼制上不设宰相,首辅云云并非正式的官名。)他为人刚强,与徐溥的性格不同,却相得益彰。他对孝宗敢于犯颜直谏,知无不言,孝宗对他“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孝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周氏(英宗之妃,宪宗之母),当年于万贵妃多方迫害孝宗生母纪氏之时,保护养育孝宗,因此而于即位以后对她十分孝顺,她和孝宗的嫡母王皇太后均喜欢佛老两教,孝宗为了她们而命令所谓“灌顶国师”设坛,命令宦官“赍真武像,建醮武当山”。刘健对这两件事,坚决表示反对。孝宗又曾经叫词臣写一篇《释迦哑塔像赞》,派人在朝阳门外造“延寿塔”,下诏升道士杜永祺等为“真人”。这三件事,刘健也反对。结果,这几件事统统作罢。徐溥

最重要的一件,关系国家安危的是:孝宗在弘冶十七年听了宦官苗逵的话,想对“小王子”达延汗御驾亲征,倘不是刘健与兵部尚书刘大夏力谏,明朝几乎再吃一次“土木之变”的亏。

谢迁是余姚人,成化十一年进士及第,历官翰林院修撰、左庶子、少詹事兼侍讲学七,在弘治八年入阁,升詹事。十一年二月,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他见事明敏,长于口才,然而并不“恃才傲物”,在担任讲官之时,每逢进讲的前夕,“必正衣冠,习诵”,细细地准备一番。和他同在内阁的刘健、李东阳,各有所长,刘长于决断,李长于谋略,他周旋其间,侃侃而谈,使得刘李二人的考虑得以面面俱到。当时朝中的积弊已深,例如“御马监”的“龙骧四卫”,由于不归兵部统辖,吃空额,造假帐,成为惯例。孝宗想下诏旨申禁,谢迁便说,“虚言设禁无益”,必须命令主管的单位一一列举各种弊端,明白严定条规,犯了条规的必杀。

李东阳是茶陵人,天顺十八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左庶子、侍讲学士、太常少卿,与谢迁同一年入阁,其后加官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他勤政爱民,与刘健、谢迁相同。所不同的,是他既长于谋略,文章又特别好。他在弘治十七年奉旨去山东曲阜祭孔了,回京之时,上疏一道,藉机会向孝宗进言,痛陈人民疾苦。这一篇写得极好,一时京内京外,纷纷传诵。我们在今天仍应一读: “臣奉使遄行,适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北地呰窳,素无积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变之生,恐不可测!

“臣自非经过其地,则虽久处官曹,日理章疏.犹不得其详。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

“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戚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游手之徒,托名皇亲仆从,每于关津都会大张市肆,网罗商税。国家建都于北,仰给东南,商贾惊散,大非细故。更有织造内官,纵群小掊系,闸河官吏万不惊骇,鬻贩穷民所在骚然,此又臣所目击者。

“夫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于容隐,终于蒙蔽。容隐之端甚小,蒙蔽之祸甚深。臣在山东,伏闻陛下以灾异屡见,敕群臣尽言无讳。然诏旨频降,章疏毕陈,而事关内廷贵戚者动为掣肘,累岁经时,俱见遏罢。诚恐今日所言,又为虚文。乞取从前内外条奏,详加采择,断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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