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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延汗

在宪宗、孝宗、武宗、世宗,以及穆宗、神宗之时,北元对明朝的威协一直是很大。
其中的关键,全在于丢了河套。英宗土木之变,使得“京军”的精锐化归乌有;复辟以后,元气始终未复。到了天顺六年,翁牛特部的部长毛里孩等人,便先后进出于河套(绥远黄河南岸,今天的鄂尔多斯各旗所在地);其后,在宪宗成化五年,来了以后便不肯走。
王越在成化九年,突袭北元各首领留在红盐池的妇孺老弱,使得他们一时稍存顾忌。然而,未出十年,河套又成了蒙古人的牧地。
余子俊在成化十年所筑成的边墙,保障了今日的陕北。但是它的功用,是帮助守,不是帮助攻。以当时的情势而论,余子俊可谓尽了最善的努力。
北元的达延汗在成化十五年即位,年方五岁,国事掌握在他所接收的“太太”,亦即满都鲁可汗的寡妇之手。夫“妇’二人以太太娘家土默特部的兵为主力,对瓦剌作殊死战,战到成化二十一年瓦剌的领袖亦思马因去世,才获得胜利。
三年以后,明孝宗弘治元年,达延汗遣使与孝宗通好,自称“大元大可汗”。达延汗的“达延”二字便是这“大元”二字的讹译。明廷在答报的文书上,只肯称他为“伯颜·猛可王”。
《黄金史》与《蒙古源流》,均说他的父亲的名字是“巴延·蒙古”,而他自己是“巴图.蒙古”。是不是这两种史料有误,或明廷“父冠子戴”,待考。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弘治元年和明廷建立友好关系的,是达延汗,而不是他的父亲孛罗忽。孛罗忽被逐于满都鲁可汗,是在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孛罗忽之为永谢布人所杀,是在成化十五年或其以前。
达延汗对明孝宗翻脸,是在弘治十四年。有一位火筛,邀了他,“大入延绥”。到了弘治十七年,两国一度言归于好。明廷准许他按照弘治十一年的例子,派遣二千名贡使来(据《明实录》,是年三月壬午日条)。
次年,达延汗在正月间围攻宁夏的灵州,打进花马池,劫掠韦州、环县,又占了清水营。其后,转而东向,横扫内蒙,在五月间到了宣府,饱掠一顿.又回师西向,骚扰大同。达延汗
明廷派去抵御他的主帅,正如在弘治十四年的一样,是朱晖。监军是宦官苗逵。朱苗二人只会报功领赏,保举亲戚朋友部下,不会打仗。上次杀了十五个敌人,保举了二百一十个官,这次杀了八十几个敌人,保举了一千五百六十三个官。
达延汗在弘治十八年的正月劫掠宁夏,五月劫掠宣府大同,十月又回到甘肃。他来去自如,如入无人之境。唐朝设在黄河北岸的三个受降城(东边在托克托,中间的在五原,西边的在临河),久已成为废墟。明朝的所谓九边,除了辽阳、宁夏以外,其余七个皆在长城之南,以守待攻,分散了兵力,丧失了主动。而且这七镇的总兵官只有“延绥”的一个驻节于长城边子上的榆林,别的都驻节于离开长城有相当距离的“安全所在”。
达延汗于明孝宗之时,藉着对明友好,赢得了充分时间,把蒙古各部一一征服,也胁从了一向最忠于明的朵颜三卫,与远在松花江与辽河之间的若干蒙古部落。
因此,他在明武宗之时,便能以全力对明侵扰,极占上风。明武宗在位十六年,差不多每年均有边患。本来,达延汗在弘治十四年曾经放弃河套,把套内的蒙古人带走。现在他又把一万户的蒙古人于正德德六年带进套内长住,称为鄂尔多斯部,与绥北的土默特部的一万户,与察中及热南的永谢布部的一万户,合称“右翼”,交给第三个儿子巴尔苏·博罗得管辖,封巴尔苏·博罗得为副王(济农,即《明史》上的“吉囊”。明朝官史误以吉囊两字为人名。)左翼也有三个万户,由他自己直接统率。这三个万户,是察北的察哈尔部,热东的兀良哈部,辽河与松花江之间的喀尔喀部。
外蒙古的户数不详,人民也分作三部,称为车臣部、土谢图部、札萨克图部,都交给另一个儿子(可能是第八个)格埒森札管辖。
他如此措施,为的是防免子孙因争夺汗位而内哄。事实上,他给蒙古建立下一个维持了几百年的封建制度。游牧的部落,由于得到了固定的活动范围,开始和_土地发生关系,渐渐地生了根。
到了明世宗之时,达延汗的江山久已坐稳,对明朝的进攻也较前更加猛烈。前后死在他刀下的明朝军官,有指挥使殷隆,都指挥王纲,参将王经,参将关山,指挥赵源。
他死于嘉靖十二年。继他而作为入侵明边的北元首领,是“吉囊”与吉囊的儿子俺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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