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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的倭寇

倭寇的入侵,在洪武年间便已开始,但到了嘉靖之时,才成为严重的祸患。

太祖称帝以前.便已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领了倭人来骚扰沿海。太祖在洪武二年三年,先后派了杨载与赵秩前往日本,质问当时的世袭宰相足利良怀。良怀派了一个和尚祖来,作为使臣,向太祖称臣纳贡,送还明台二州被掳去的男女七十余名。就在这一年,温州又来了倭寇。次年,海盐、澉浦,与福建的沿海几处地方,也来了倭寇。其后,良怀常常派人来进贡,太祖也常常拒收他的贡,倭寇也照样常常来,不过人数皆不甚多。太祖在洪武二十年命令周德兴与汤和在福建、浙江的沿海,造了几十座防倭的城,市置了六七万兵。倭寇敢来的,便较前更少了。

实际上,这些倭寇并非良怀所派遣,亦非良怀或他的世袭的宰相足利义满所能防止。割据各方的藩镇,想怎样便怎样。那不属于藩镇的“无主武士”(浪人)更是无拘无束的极端自由的分子。况且,所谓倭寇,有十分之七八是华人!

足利义满在晚年改名“道义”,复姓源(足利氏本为源氏的一支)。他在永乐元年向明成祖上表进贡,受到成祖的优礼。次年,他捕杀了对马台岐等岛的若干海盗,于水乐三年派使臣押了二十名解到南京。成祖不收,叫使臣将这二十人带回本国,自行治罪。使臣走到宁波,于上船以前,用蒸锅把这二十人活活蒸死。

永乐六年,源道义去世,成祖赐祭赐谥,而且封了他的儿子源义持为“日本国王”。虽则,当时以及其后,日本始终另有一个天皇,而源义持在本国的正式爵位不过是“征夷大将军”,这“大明日本国王”的封导,源义持却毫不迟疑地接受了。

源义持,正如他的父亲一样,仅能捕捉他力量所及的地区内的零星海盗,没有办法禁止其他的日本人到中国沿海作倭寇。在永乐十七年的时候,竟有几千个倭寇乘了二十条船开进辽东的王家山岛。这几千个倭寇不久便被刘荣击溃于樱桃园,杀了七百四十二名.活捉了八百五十七名。

宣宗即位以后,进贡的“日本国王”叫做源义教。宣宗把贡使随员的人数,由永乐年间的二百人放宽为三百人,贡船由二艘放宽为三艘。

源义教,也如同他的祖父与父亲一样,管不住倭寇。到了英宗正统四年五月,竞有装满了四十船的倭寇,来抢劫浙江沿海,攻破了两个千户所(台州的桃渚千户所,与宁波的大嵩千户所),又攻破了一个卫(昌国卫,今天的定海县城)。

有些贡使及其随员,也渐渐染上了倭寇习气,夹带了十倍于贡品的私货,在中国市场卖出,换买中国商品回国。在卖私货与买商品的时候,每每很不客气,强卖强买,甚至抢了东西不给钱。他们人人均带有武器,船上的武器更多。遇到中国的官军,他们便拿出贡物,说出贡使或随员的身份,不遇到中国官军而有机可乘之时,他们就使用武器,为所欲为。

贡使随员的人教与船数,没有一次不超过三百人与三条船的限制。

在景泰四年的时候,临清地方的指挥使,为了劝阻贡使抢老百姓的东西,几乎被贡使当场打死。事情被报告到景帝那里,景帝主张宽大,不予深究。

英宗复辟以后,源义教的儿子源义政派了使臣来谢罪。但是,到了宪宗成化四年,源义政的贡使又在某一城市打人,把人打伤。

孝宗之时,进贡的“日本国王”是源义高。源义高的贡使也在弘治九年闹事,在济宁杀人。孝宗发了睥气,下旨:此后日本的贡使只许有五十人进京,其余的都必须留在“舟次”。

武宗之时,进贡的“日本国王”是源义澄。源义澄的贡使宋素卿,根本是一个中国人,姓朱名缟。依照法律,中国人私自通番,而且冒充番人,作番邦的使者,应该处死。这宋素卿送了刘瑾一千两黄金,逍遥自在。

世宗嘉靖二年,宋素卿又以贡使的身份来到宁波。另有一位贡使,叫做宗设,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日本人,比他先到。宋素卿说宗设是假贡使,宗设也说宋索卿是假贡使。

宁波市舶提举司的主管人,太监赖恩,请他们二人吃饭,把宋素卿的座位排在宗设的上边。(原因是,赖恩已经收到了宋素卿的贿赂。)赖恩而且提前把宋素卿的货物验放。宗设气不过,动起武来,杀了和宋素卿同来的日本人瑞佐,追击宋素卿,从宁波一直追到绍兴城的城边。从绍兴回宁波,沿途烧房子,抢东西,而且架走了指挥袁琎,偷了一条官船出海,扬长而去,浙江都指挥刘锦,带了兵去追,追到他,打了一阵,刘锦阵亡。

宋素卿逃到绍兴城内或城外附近的地方,不曾被宗设追着。后来,他被明廷的官吏抓住,治罪,死在牢里。

明廷通知日本的“国王”源义晴,叫他交出宗设来。源义晴办不到。于是,明廷便拒绝了源义晴的请贡,一直到了嘉靖十八年七月,贡使硕鼎来到宁波之时。硕鼎却被准许进京,于十九年二月到达,明廷仍一面叫他转达源义晴,把宗设押解来华,一面准日本恢复入贡,贡使随员的人数以一百名为限,船只以三艘为限,贡期则以每十年一次为限。

没有等到十年,日本的贡使又在嘉靖二十三年七月到了宁波。这固然是日本不对,明廷的限制也根本太不合理。当时的皇帝与大官都不懂国际贸易对两国彼此均有好处,只是一味地想省事。于是,明廷振振有词地又拒绝了日本的贡,而且治了沿海文武将吏的罪,严禁老百姓与日本贡使交通。事实上,尽管禁令皇皇,老百姓之中有力量的仍旧和贡使暗暗交易。

十年一次的限期,在嘉靖二十八年轮到(是从嘉靖十八年算起的)。源义睛派了一位周良作贡使,于嘉靖二十七年秋冬之际到了宁波,带来六百名随员,分乘四条贡船,向地方官要求暂在宁波停泊,等候明年的贡期,地方官呈报中央,中央请示皇帝(世宗)。皇帝在十一月间下敕书,叫地方官勒令周良带领随员与贡船回国。周良只得怏怏而去。

次月,十二,便有了若干倭寇,大掠温州台州二府。这些倭寇,是否为周良的随员,史无明文。

周良在嘉靖二十八年六月,又遵旨如限而来。巡抚朱纨替他请准,带一百名随员入京。到了京城以后,周良向明廷诉苦,说:贡船高大,原限的随员百人不够驾驶,必须有五百名才够;贡船原限三艘,但是沿途有海盗,必须再加一条船护航,因此才带了四条船来,并非敢于“违制”。

周良走了以后,巡抚朱纨杀了若干私行贸易的中国人。这些人,多数都极有钱,在朝廷中也有奥援。于是,朱纨被朝廷降为“巡视”,不久又被免职,而且背了若干洗不清的罪名,愤而自杀。

朱纨死后,他留下遗缺,“巡抚浙江,兼制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有四个年头不曾补人,“海禁复弛,乱益滋甚。”

明廷在嘉靖三十一年复设浙江巡抚,以王忬充任。王忬的运气不好,在次年三月便遇到海盗汪直勾引倭寇,大举入侵的事。

汪血与宪宗时候的一位坏太监姓名相同。太监汪直是广西大藤峡的瑶人。这一个海盗汪直,是安徽徽州府歙县人。他亡命在海外很久,有海岛根据地,在日本也有家。他的养子叫汪滶,原姓毛,名海峰;是他的得力助手。和他一伙,而势力相伯仲的大海盗,另有徐海、陈东、麻叶等人。

汪直与他的同伙,以及真正的倭寇,一共集合了几百条船,“蔽海而至”。他们在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攻破昌国卫(定海县)。次月,骚扰太仓,攻破上海县城,抢掠江阴、乍浦。八月,抢掠金山卫、崇明、常熟、嘉定。

次年,嘉靖三十三年,他们在正月间从太仓进犯苏州,抢掠松江,转而北向,渡过长江,抢掠南通州、泰州。其后,又转而向南,再渡长江,于四月间破嘉善县城与崇明县城,再攻苏州,进了崇德县城。六月,从吴江出发,抢掠嘉兴,然后,屯扎在柘林镇。 明廷在沿海的卫所,久已“船敝伍虚”,无力作战,王忬所倚靠的只是一些渔船,与一些临时招募的兵,坐视汪直等几东驰西突,如入无人之境,而一筹莫展。

明廷把王忬调走,换了李天宠,加派兵部尚张经到浙江来“总督军务”。一时,汪直等人依旧横行无忌。到了嘉靖三十四年五月,才在王江泾吃了张经与李天宠一个苦头,被杀了一千九百余人。

昏愤的明世宗,却又听信佞臣赵文华的话,颠倒功罪,把张经与李天宠逮捕下狱,改以周玧为总督,胡宗宪为巡抚。周忬干了不过一个月,被杨宜所替代,杨宜干到三十五年二月,被胡宗宪所替代。胡宗宪的巡抚一缺,由阮鹗接充。

胡宗宪是安徽绩溪人,他人极聪明,懂得应付赵文华,也懂得迎合明世宗的癖好(例如:献白鹿)。他的打仗本事,很平常,却有一个极大的长处:知人,《明史》对他的批评很坏,其实,他能选拔出戚继光,而予以信任,使得戚继光终于替国家平定倭寇。功罪相较,他已经足够留名青史了。

在杨宜与胡宗先分任总管巡抚之时,倭寇横行无忌。有六七十个个人从抗州北边的新关镇,向西,抢掠淳安、歙县、绩溪、旌德、泾县、芜湖、太平府(当涂)、江宁镇、南京大安德门、夹冈、秣陵关、溧水、溧阳、宜兴、武进、尢锡的惠山、浒墅、杨林桥,才被明军剿灭,世是他们蹂躏了几千里,杀戮了几千老百姓。另外有一批,不到二百人,在浙江乐清登陆,抢掠黄岩、仙居、奉化、余姚、

上虞,到了嵊县,才被消灭。这一批,走过的地方虽只有三个府,残害的老百姓之多,更甚于杭州新关镇的那一批。

胡宗宪当了总督以后,一面从山东、山西、河南、广西,调集强厚兵力;一面派遣间谍,分化倭寇的首领。这些首领,几乎完全是中国人。胡宗宪骗徐海,叫他捆送陈东和麻叶。徐海中计,果然就把陈麻二人捆了送来。于是,桐乡之围,不解自解。胡宗宪随即追击陈嘛二人的余党,毁掉他们扎在乍浦的巢穴。然后,胡宗宪又出其不意,包同徐海于平湖县的沈庄与梁庄,恶战七日,把徐海及其二千余众也完全杀了。这是嘉靖三十年五月到八月间的事。

胡宗宪派在沈庄与粱庄前线的指挥官,是俞大猷。俞是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世袭百户,于嘉靖十四年参加“武会试”,中了武举,升为千户,守御金门,其后历官至苏松副总兵,于嘉靖三十三年在张经的指挥之下大破倭寇于王江径。又其后,他连胜倭寇于陆泾壩、三丈浦、莺脰湖、马迹山、茶山、老鹳嘴,在三十五年三月受任为“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归胡宗宪节制。

俞大猷于歼灭徐海一支的倭寇以后,奉命进剿在舟山群岛的倭寇老巢,获胜,被升至“都督同知”,仍以都督同知的官阶,充任“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戚继光这时候,是浙江的“宁绍台参将”。参将之上为副将,副将之上为总兵。

胡宗宪对于汪直,也用了一套权谋。汪直在倭寇首领之中,是最厉害的一个,绰号为“老船主”,所盘踞的大岛有五个之多。胡宗宪先把汪直的母亲与妻儿,从金华的牢里释放出来,养在杭州,然后派人向他劝降。汪直在原则上答应,要求胡宗宪派一位“贵官”当人质。胡宗宪便派遣一个官居“指挥”(比千户高一级)的夏正,到了汪直的岛上。果然,汪直把夏正留下,交给养子汪滶(毛海峰),自己来见胡宗宪。胡宗宪招待他一番,叫他去见巡按御史王本固。王本固毫不客气,一见面,便立刻将汪直逮捕下狱。

汪直的养子汪滶(毛海峰),听到消息,就把夏正“支解’(裂开四肢而死),率领五百名死党占了[定海县西北的]岑港。胡宗宪派俞大猷和戚继光等人去打,打了一年多,从嘉靖三十六年十月打到三十七年七月,打不下来。敌人从容不迫地离开岑港,移屯柯梅,到十一月造好若干艘船,搭上帆,扬长而去,去到福建,占住浯屿(在金门之南,大胆岛之西)。倭寇

胡宗宪被御史李瑚等一再弹劫。李瑚是福建人,和俞大猷同乡。胡宗宪怀疑俞大猷,以为俞供给了李以军情内幕,便奏上一本,说岑港之败,全由于俞大猷作战不力。于是,俞大猷被逮捕审问。不久,俞的好朋友陆炳私下向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送了一些钱,俞才被释放,派往大同,在巡抚李文进指挥之下戴罪立功。

本来,俞大猷早就在岑港之战未了以前,和戚继光、张四维都革了职(和清朝的所谓“革职留任”相同),限一个月把岑港打下。岑港虽不曾如期打下下,过了几个月敌人溜走,俞戚二人也可算是有功,所以革了的职就复任。偏有御史李瑚等人一再弹劾胡宗宪,又恰巧李瑚是俞夫猷的同乡,因此俞大猷才仍旧倒霉。 戚继光的运气,也不比俞大献好多少,他祖籍安徽定远,世袭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戚景通官至大宁都指挥使,神机营副将。他自己嗣职以后,作过山东都指挥使司的佥事,负责“备倭”。调到浙江以后,升到参将,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打岑港打不下来,革职留任;敌人走了以后,复职。但是,又有别股的倭寇在台州登了陆,他被给事中罗嘉宾参了一本,就真地丢了宫,在胡宗宪面前当了一名闲人。这是嘉靖三十八年七月的事。到了二十九年二月,他才又因胡宗宪的保荐,重新作了参将,防区改为台川、金华、严州。

他在赋闲的段时期,曾经被胡宗宪派往义乌县,帮助县知事赵大河选兵练兵。他见到义乌人“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尤事血气,一战之外,犹能再奋,但不听号令,胜则直前不顾”,认为他们是好材料,便决心把义乌人练成精兵。他说义乌人“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驯;不患其不胜,而患其骄”。这骄气不难消除,所需要的只是严格的训练与军法而已。

义乌附近的东阳、金华、浦江各县,人民的性格大致与义乌人相同。

胡宗宪授权给他,招募义乌及其邻县的壮丁四千人。

戚继光把招募来的四千名“义乌兵”,带到台州,练成了一立劲旅:在编制、武器、战术、军法等等方面均有彻底的革新。编制方面,他以十二人为一队,比起明朝原有的兵制增加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火兵”(伙夫)。有了这“火兵”,全队的人走到某处,便可以在某处吃饭,也就可以住在某处了。平时行军,毋庸赶到城市,赶到乡镇村庄;战时更可随处扎营,行动自由得多。 每队有个队长,亦称旗总。四个队合成一哨,有哨长,亦称百总。四个哨合成一司,有把总。三个司,合成一营,有千总。五个营合成一军,有主将。这便是所谓“戚家军”的编制。

武器方面,他发明了“狼筅”,用以对付倭寇的倭刀。倭刀长大而锋利,每每一砍便可以砍掉明军的花枪杆子好几条。戚继光研究出来,用毛竹做花枪杆子,便不是倭刀所容易砍的了。而且,倘若把毛竹尖端,留下两三尺长的枝叶,更可以抵御倭刀。这尖端再加上刺刀,就成了戚继光的“新武器”。

每一个司,有百总所直接指挥的“火枪队”。每一个营,也有把总所直接指挥的“火炮队”。这也是过去明军普通部队中所没有的。

每一队兵,分作两组:每组五人,最前边的一人左于执“长牌”或“藤牌”,右手执短刀,第二人用狼筅,第三第四两人用加长的花枪,第五人用“钯叉”。全队的序列,是队长在前,两组纵列左右:这叫做“鸳鸯阵”。或是队长居中,两组横列左右,以钯叉压阵:这叫做“三才阵”。

队是作战的小单位。队长的责任,是向前冲。兵的责任是跟着他冲,保护他。队长不退,兵先退,或是队长前进,兵不进,以致队长阵亡,全队的兵皆斩。一队陷入重围,队长之上的哨长不下令救援,或同哨的其他三队的队长不依令去救援,则哨长或三队队长之违令的,也斩首不留。哨长是全哨之首,哨长不退而阵亡。所有的四个队长皆要斩首。扩而充之,哨长(百总)之上,统率叫个哨(一个司)的“把总”,以及把总之上,统率三个司(一个营)的千总,如因不退而阵亡,则把总之下的四个哨长(百总),或千总之下的三个把总,皆要斩首。这叫做“连坐法”。

营之上的主将,统率五个营,分别称为左右前后中。进退之际,各营均按固定的左右前后中的次序。进退的号令,操于主将,一概不用口传,而用锣鼓。敲锣是退,敲鼓是进。听了锣声而不退,听了鼓声而不进,都要以抗令论,军法从事。

作战之时,某队有一人阵亡,但也获得了敌人首级一颗,免罚。兵士负伤的,有赏。倘若伤口是在背后,则不但没有赏,而且要罚。同袍之间,互抢敌人的首级或财物,可以由哨长以上的军官当场下令处死。,

戚继光练兵,最重军法,然而他并非以军法为万能。他说:“威严不能自行永守,保无阻坏。而所以使威严之永行无阻坏者,恩与信也。”严厉的军法,可以化部队为机器,要推动这部机器,必须驭之以恩,励之以信。

他在受任为金严台三府的参将以后,便把这一支义乌兵带去台州,继续训练,留作御倭之用。倭寇一直到了嘉靖四十年四月才来,足足给了他以一年多的训练时间。

一小股的倭寇,在四月十九日登陆于奉化。奉化不是戚继光的防区,他偏要带领义乌兵去救。作用是,为了引诱倭寇的主力“乘虚”袭击台州。果然,就有了两千矮寇又在桃渚登陆,向着台州的方向杀人放火而来。戚继光得到消息,便从桐岩岭折回.于半天的时间急行了七十里,赶到台州城下,转向花街,迎击倭寇,倭寇排开了一字阵,被戚继光施展出鸳鸯阵,杀得两千名倭寇大败全输。

这一仗打完以后,又有两千名倭寇于四月底在宁海县的圻头登陆,向着台州府城而来,在五月初一日到达大田镇。戚继光也把义乌兵开到大田镇,两军对峙了一天半,倭寇在雨中溜走,企图经由仙居,袭攻处州(丽水)。戚继光也就转军向着仙居急进,抢先占了白水洋镇附近的上峰山,居高临下,以逸待劳。这一仗,又挫了倭寇凶锋,却被逃出了主力,窜至白水洋多的朱宅。戚继光追到朱宅,将他们包围,杀光,只剩下三个活的,作为俘虏。

从此,倭寇不敢再向台州进犯。戚继光被朝廷升为“都指挥”。

这一年(嘉靖四十年)冬天,戚继光被调往江西,剿当地的“土匪”。他五战五胜,将“土匪”肃清,于次年三月回到浙江。

自从汪滶(毛海峰)的一股窜据福建金门的浯屿以后,便有一批一批的“新倭”涌到福建,攻破了寿宁、政和、宁德三个县城,与元钟一个千户所,靡烂了福清、长乐、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兴化,这八个县的属境,而且扎了一个坚强的营垒在三都澳的横屿岛。

于是,在四十一年七月,戚继光又奉命到福建去作战。这时候,他的部队早已不止有二四千义乌兵了。他带了六千人去。胡宗宪又加拨了一千六百人,交由戴冲霄率领,归戚继光节制。戴冲霄的官阶,也是都指挥,与戚继光相等。

戚继光率领不足八千人的部队,于八月初六到达宁德,宁德这时候已经是一片废墟。他略事休息,便在初八日黎明以前,乘着潮退之时,命令三分之二的兵上,每人带一捆草,越过大陆与横屿之间,足有十里宽的沙滩上,突袭敌人最坚强的堡垒。这一仗,杀死倭寇六百多人,救出八百名以上的被倭寇拘囚的中国老百姓。其余的倭寇狼狈而逃,死在水里的极多。(朝廷升戚继光的官阶为都督佥事。)

戚继光转军南下,又在九月初一黎明以前对福清县的圯寨夜袭,杀尽那里在酣睡之中的七百多倭寇,当天,光复牛田镇,击溃倭寇五千人之多。不久以后,他进一步肃清倭寇在兴化县林墩镇的另一堡垒,斩了九百六十,俘了一千以上,救出二千一百名被拘囚的中国老百姓。

他见到大功告成,便收兵回浙。福建的文武官吏要留他,却留他不住。他的军官与兵士,经过了这几次的战役,虽则阵亡不多。仅有六十九名,但是伤残的与患病的,几乎已及全军的半数。他必须回浙,一面给伤病的官兵以疗养的充分时间,一面向胡宗宪请示,倘若福建仍需要他再去,可否增募若干兵丁。

不料,在他回到浙江之后,胡宗宪已经丢官被捕。罪名是阿附严嵩。(严嵩是在四十一年五月被免职的。胡宗宪被押解进京以后,一度被明世宗释放。其后,大概是在四十四年三月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被杀之时,他又因被御史汪汝正指为与严世蕃交道,关进牢狱,病死在牢里。)

胡的总督一缺,并未补人。当时的巡抚已不是阮鹗,而是赵炳然。赵炳然并不因戚继光之曾经受知于胡宗宪,而对戚继光岐视。他准许戚继光增募新兵,也同意福建文武官吏之请戚再度入闽的要求。

事实上,自从戚离开福建以后,又有成万的新倭蜂拥而来。兴化府于十一月被攻陷,烧杀一空。各地的山寇(土匪)纷纷揭竿而起,与倭寇相勾结,打家劫寨,无恶不作。

明世宗下旨,调升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又加派广东总兵刘显,到福建对兴化府城的倭寇会剿。

戚继光带领一万六千名新旧的募兵,于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开拔,四月初八日路过建宁(建瓯),十九日到达兴化前线。俞大猷与刘显也均已在那里了。戚继光地位低,不能指挥他们两人。但是,他已经迎了福建巡抚谭纶夹,作为俞戚刘三人之上的共同主帅。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谭纶下令,戚继光居中,刘显居左.俞大献居右,三军一齐发动,进攻兴化平海卫的渚头许家村赤崎山倭巢。戚军先到,击败倭寇的马队,与倭寇的步兵肉搏,登上赤崎山,进逼许家村。刘、俞两军从两翼包来,把许家村合围,这一仗,是自有倭患以来,最猛烈一次的战斗,斩杀了倭寇二千二百,释放了被拘囚的中国老百姓三千。兴化城与各村镇余寇纷纷逃走。

明世宗接到捷报,升戚继光的官阶为都督同知,派他作福建总兵官,调俞大猷为南赣总兵官。

于是,他留在福建,把闽南闽北的“山寇”以及沿海各地的零星倭寇,一一肃清。其中,较重要的一役,是在四十三年二月打垮包围仙游县城的倭寇一万多人,又连胜他们于王仓坪及漳浦县的蔡丕岭。从此,福建也不再有大批倭寇入侵之事了。

倭寇的目标移向广东。广东有一个大海盗,姓吴名平,一向与倭寇勾结,引狼入室,帮助倭寇劫掠福建与广东沿海的各县。

明世宗在四十三年把俞大猷从南赣调往广东,充任广东总兵官。到了四十四年秋天又叫戚继光去,与俞大猷会师,解决吴平。吴平这时候,已被戚继光在福建打得站不住脚,逃到南澳岛扎了营垒。

戚俞二人会师以后,一鼓攻下南澳岛,歼火了吴平部属一万余人,烧了他的几百条船。但是,吴平溜走。

吴平溜去了饶平,号召当地土匪,占住风凰山。俞大猷派部下的将官汤克宽去打,打了几仗,都打不赢。最后,又被吴平从凤凰山再溜了走,抢了渔船,出海而去,不知所终。

俞大猷因此而被革了广东总兵官之职。(后来,他擒斩了翁源的“巨匪”李亚元,才复了职,调任广西总兵官。)

戚继光留在南澳岛一个短时期,防备倭寇或吴平再束。结果,不见他们来,便回到福建原防。事实上,福建也不再有多少倭寇敢来了。

到了穆宗隆庆二年,张居正感到北方吃紧,便把戚继光调到蓟州,以都督同知的原官阶,“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

他在蓟州,又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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