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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张居正

张居正是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卒于万历十年。他在十二岁时“进学”(当了秀才),十六岁中举(当了举人),二十三岁成为进士,选庶吉士,受教于徐阶。(那时候,徐阶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两年以后,散馆(毕业),张居正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他当了编修七年,感觉到“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然而“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因此之故,他毅然决然,称病辞职,回到家乡,种了半亩竹子,闭户读书。
读书又读了整整六年。他的父亲(张文明)“郁郁不乐,日见憔悴”,父亲向朋友说,“吾生平志愿未遂,望斯儿树立,用显吾祖。今顾若此,吾复何望!”
张居正只得又进京城,作官。这一次所作的,是右春坊右中允、国子监司业。高拱和他同事,是国子监祭酒。祭酒等于今日国立大学校长,司业等于是教务长。
高拱于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十二月,世宗去世,徐阶写遗诏,邀张居正参加意见。次年,隆庆元年,二月间,张居正也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
半年以后,他上给穆宗一封“陈六事疏”,穆宗一一允行。
所谓六事,是:(1)省议论。部院等衙门“一切章妻,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陈直。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2)振纪纲。“伏望皇上备乾纲之断,普离熙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3)重诏令。“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令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院)置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4)核名实。“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将诰敕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5)固邦本。“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6)饬武备。“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
张居正在隆庆元年二月入阁,两个月以后就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四年十二月,升“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加柱国”;几天以后,加“少傅”,改“建极殿大学士”。六年正月,改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六月,穆亲去世。八月,加“左柱国”,改“中极殿大学士”。
高拱于隆庆元年五月辞职,三年十二月再度入阁,六年六月被罢免。他被罢免以后,张居正成为“首辅”,直到万历十年六月病故之时。在这十个年头之中,他只有三个月(万万六年三月至六月)给假回籍葬父,不在京城,但是重要的公事仍旧有人送到江陵,请他裁决。他的加官,由少师而改为太博,又由太傅而改为太师,均仍兼太于太师,可谓位极人臣。他不曾被封为侯伯,因为叫朝的规矩不封文臣(除了外戚以外),但是他在万历四年十月被改为太傅之时,已经被特许“俸如伯爵”。
他生平颇爱权力,而且定要全部权力。神宗从十岁即位,到二十一岁张居正死,始终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而已。两宫太后,神宗的嫡母仁圣太后陈氏与慈圣太后李氏,由于有司礼太监冯保替张居正左右其间,也一直对张居正言听计从。
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议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对张居正的作风颇有批评,却不能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十年来海内肃清。用李成粱、戚继光,委以北边,攘地千里,荒外警服。”南方少数民族“累世负固者,次第遣将削平之。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倖,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绩炳然。”
明朝自从成祖、宣宗以后,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张居正能以超人的铁腕,把政风上习扭转,做到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边境相当太平,国内家给户足,转贫为富,化弱为强,真令人心向往之。
他忠君守法,敢于负责,因此也就免不了得罪很多人。中国的社会,几千年来重人情而不重法律,重私谊而不重公义。于是,张居正一死,池的家属就遭受奇锅。
张居正的治绩,在《明史》本传中仅有寥寥数语,在《明史稿》中更少,而且贬多于褒。写《明史》与《明史稿》的人,囿于书生之见,视儒法为截然不同的二家,他们看不出张居正的难能可贵处,正如有些人之讥诸葛亮为“外儒内法’,讥王安石为“急功近利”,而茫然于孔子当年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即强调“足食足兵”与“富而后教”。孔子诚然以“道之以礼,齐之以乐’为提高社会水准的途径,但是也从来不曾主张过以姑息为政,像汉元帝以后的所谓儒臣。
张居正大权独揽,是事实。他却未包而不办。国家的大小政务,他处理得井井有条,真是所谓纲举目张。他也颇能分权给主持各部的尚书,御寇平乱的将领,通漕治河的文臣。凡是负责办事的人,他都能让他们放手干,虽谤书盈筴而他决不轻易换人。
在他执政的期间,六部尚书的更选很少:
吏部——张瀚、方逢时、王国光。
户部一一王国光、殷正茂、张学颜。
礼部——万士和、马自强、潘晟。
兵部——谭纶、王崇占、方逢时。
刑部——王之诰、王崇古、刘应节、吴百朋、严清。
工部——朱衡、郭朝宾、李幼滋、曾省吾。
在这些尚书之中,只有张瀚一人是被免职的。王国光先任户部,后调吏部,马自强离任,是由于入阁。谭纶与吴百朋死在任上。殷正茂等所有的其余人,都是在告老退休之时,才去职的。
戚继光在蓟州十六年,先当蓟州、保定、昌平三镇练兵的总理,不久兼为蓟镇总兵官,差不多与张居正在内阁的时间相终始。(张居正入阁在隆庆元年二月,戚继光由闽北调,在隆庆二年五月,到了张居正去世以后才又被调往广东。)倘若不是有张居正在朝中替戚继光撑腰,戚怎么样也干不到那么久,因此也就练不成守边的精兵,修不好沿边的“敌台”(小部队可以集中防守的堡垒),发展不了“车战”的战术,挡不住最足以震撼京畿的土蛮,也就无法保得住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一大段长城内外的土地。
李成梁能久于其任在辽东,也全靠张居正对他信赖不疑。 李成梁是铁岭人,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积功升至辽东镇的险山参将。他因救援永平而由参将升为副总兵,是在隆庆元年,亦即张居正入阁以后,因击斩张摆失而进秩一等,是在隆庆三年,因辛爱大举入寇,需他抵御而由副总兵升为都督佥事、辽东总兵官,是在隆庆四年。
次年(隆庆五年),他大胜土蛮,斩其部长二人,被升为都督同知,赏一子世荫千户。他在隆庆六年与万历元年,又连胜土蛮,于是又增秩二等。万历二年,他击斩建州都指挥王杲;三年,他击走土蛮于长勇堡,击走炒花、黑石炭、黄台吉、卜言台周、以儿邓、煖兔、拱兔、堵剌儿等人的联军两万多于沈阳西北,张居正给他以“太子太保”的加官,增荫一子千户。万历四年,他再破黑石炭于大清堡,袭击土蛮于辽河之东。万历五年,他捣破速把亥与土蛮于劈山。他有这几项功劳,张居正更进一步,把他的加官由“太子太保”而升为“太保”,赏一子世荫铁岭卫的指挥使。 这一年(万历五年)的十二月,速把亥、土蛮、炒花、煖兔、拱兔、黄台吉、大委正、小委正、卜儿亥、慌忽太,等等,又集合了三万人以上的联军,深入到耀州。李成梁一面留兵遏守,一面目已提兵出塞二百余里,直捣敌后的圜山,斩其部长九人,部兵八百四十,使得对方的联军不得不由耀州撤退。张居正于是也不惜爵赏,奏准神宗,封他为宁远伯。
万历七年,土蛮以四万骑来攻,屯聚在锦遄营。李成梁挡住了他。恰好,戚继光奉命率兵来救,土蛮又不得不撤退。避了不九,纠合了速把亥卷土重来。宣传即将分别攻取海州、锦州、义州。李成梁不理他们的宣传,率兵正面迎敌,又出塞二百多里,到了红土城,找他们打,打了一个胜仗。他们狼狈而散。
万历八年,李成梁两御“迤东都督”王兀堂于宽甸,连败土蛮于大凌河及锦州。
万历九年正月,李成梁大破土蛮、黑石炭、大委正、小委正、卜言台周、脑毛大、黄台吉、以儿邓、煖免、拱兔、炒户花(炒花?)等人于塞外四百余里的袄郎兔。张居正增加他的伯爵岁禄,由八百石改为九百石。四月,黑石炭等深入辽阳,李成梁派副将曹箫迎敌,小胜,追击至长安堡,遭遇埋伏,大败,损失了千总陈鹏以下三百一十七人。张居正将曹箫逮捕下狱。十月,土蛮纠合了十万人以上围攻广宁(北镇),攻不下来,转掠团山堡、盘山驿、十三山驿、攻义州,都被李成粱击退。
万历十年二月,在张居正去世三个月后,速把亥进犯义州,被李成粱的参将李平胡射中而被苍头李有名斩首。神宗大喜,让李成粱往京师有一个“甲第”,加赏一个儿子锦衣卫指挥使。
张居正去世以后,李成梁继续镇守辽东,到了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因贪利、行贿,掩败为功、杀民冒级等等恶行,被谏官一再弹劾而不得不辞职。倘若张居正尚在,他决不敢如此,自己固可以保全始终,国家也不致遭受他卵翼努尔哈赤的养痈之患。他作战的能力很高,威望亦重,其后在万历二十九年东山再起,“复镇八年,辽左少事”;所需要的只是在他上边必须有一个能够驾驭他,维持他,像张居正这样的人而已。
明朝正北的边疆,也就是沿着今天的长城,东段从山海关到居庸关,有了戚继光,高枕无忧。中段宣府大同,西段延绥宁夏,均由于王崇古在隆庆年间,赖有高拱张居正从中主持,而安抚了俺答和俺答的侄儿吉能,不仅在万历初年汉蒙相安无事,而且一直相安到明朝结束之时。
王崇古的功劳,不在戚继光之下,更不在享有赫赫之名的李成梁之下。他是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进士,历官刑部主事,郎中,安庆与汝宁二府知府,常(州)镇(江)兵备副使,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宁夏巡抚,陕甘宁总督(总督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军务),于隆庆四年调任宣大山西总督(总督宣府、太同、山西军务),毅然决然作成了安抚俺答与吉能之事。俺答去了赵全所捧他的帝号而受封为顺义王,吉能受封为都督同知,俺答所筑的开化府改名为“归化”。王崇古奏准明廷,让汉蒙人民互市,一举而奠定了两族之间的和平与相互依存。他“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赏。……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王崇古在万历元年九月,被召入京,督理军营,三年九月,受任刑部尚书,五年四月,被调到兵部,继谭纶之缺。十月间,他告老退休,
继王崇古宣大山总督之任的,是方逢时。其后,继他的兵部尚书之任的,也是方逢时。方逢时湖北嘉鱼人,与王崇古同年中进士,历官知县、郎中、知府、辽东巡抚,在隆庆四年调任大同巡抚。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向他投降,他报告王崇古,和王崇古“定计挟把汉以索叛人赵全等”,终于完成了安抚俺答与吉能的大工作。王祟古内调以后,他在总督任上,颇能萧规曹随,功绩也不算小,其后,继王崇古作兵部尚书,作到了万历九年四月,才退休。
在张居正当国的期间,内乱不是没有,但张居正皆能选用将才,予以“平定”。
内乱之中,最厉害的是四川的“都掌蛮”、广西的“古田壮”,与广东的“罗旁瑶”。“都掌蛮”的首领叫“阿大”,据有兴文县东南的九丝山,称王。另一头目,叫做“阿苟”,据有凌霄峰,和阿大相倚角,张居正派曾养吾当巡抚,留刘显为总兵官,拔郭成为副将。那时候(万历元年),有很多朝臣攻击刘显,张居正一概不听。果然,刘显感恩图报,很愿意接受曾养吾的节制,而曾养吾又是一位驾驭武人的能手。刘显等人诱擒了阿苟,夺回凌霄峰,随即围攻九丝山,攀登绝壁,斩杀阿大,取得土地四百余里,卤获了九十二只铜鼓,
“占田壮”的首领,叫做韦银豹。他的父亲韦朝威在孝宗弘治年间造反,杀了副总兵马俊,其后降而又叛,叛而又降。韦银豹本人之叛,是在世宗嘉靖末年。他和另一头目黄朝猛两度抢劫广西省城的银库,杀了参将黎民衷,声势浩大。
张居正在隆庆三年叫殷正茂当广西巡抚,负责剿办。殷正茂到任以后,便调集了土兵汉兵十四万人,交给俞大猷。俞大猷那时候是广东总兵官,被调来广西帮忙。以俞大猷之才,对付韦银豹与黄朝猛,游刃有余。他分兵七道,连破几十个寨子,只有最后的一个潮水寨比较费力,打了几十天才打了下来。黄朝猛被自己的部下杀了,韦银豹诡计多端,用了一个与自己面貌相同的人替死,但是,在逃走不久以后,也被捉住。
不久,殷正茂被升为“提督两广军务”。于是,惠州的蓝一清与赖元爵,潮州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的李茂,等等,也都被殷正茂调兵遣将,一一“荡平”。
万历三年,殷正茂受任为南京兵部尚书,遗下的“提督两广军务”之缺,由凌云翼接任。凌云翼在万历四年秋天调遣张元勋、李锡等将领,大举进攻广东“罗旁瑶”,打了四个月,打到万历五年的春天,瑶人首领潘积善,投降了,“罗旁瑶”所住的地区,在德庆州上下江,东西两山之间,有七百多里。韩雍在宪宗成化年间把西山的一部分镇压下去,剩下的是这些东山的部落。他们深处林莽,常常出来活动,兵来则退,兵去又来。
张居正能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曾养吾、殷正茂、凌云翼,等等,确有知人之明。
外患与内患之外,另一种患是水患。
明朝初年,黄河在洪武二十四年决口。决口的地点在河南原武县境。洪流泛滥到安山湖,把会通河淤塞了三分之一。所谓会通河,便是元朝所修筑的山东省一段的运河。明成祖有意迁都北京,对运河十分重视,派了宋礼去浚。宋礼用了二百天的工夫,完成任务。
此后,河患虽则常有,皆不甚大。到了嘉靖年间,它便严重起来。嘉靖六年,黄河溢出堤外,流入沛县之北的庙道口,淤了运河几十里长。明世宗派盛应期去办,盛应期开了一条新河,从昭阳湖东北到留城口,约长一百四十余里,用六万五千个伕子,二十万两银子,作了六个月,未能如限完工。谏官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世宗便命令盛应期停止工作。盛应期要求再作一个月,世宗不许,于是功败垂成。
嘉靖四十四年,黄河又发睥气,在沛县飞云桥决口,流进了昭阳湖,又把运河淤了一百多里。世宗派朱衡去办理。朱衡也开一条新河,长一百九十四里,总算是筑成了。然而,这只是治标而已。
隆庆四年,黄河在邳州与睢宁决了口。穆宗派潘季驯去治。潘季驯把所决的口子堵住。
万历五年,黄河在崔镇决口,向北流,淤塞了清河口,逼得整个的淮河向南搬家,冲坏了高堰(高家壩),弄得高邮宝应等县成为一片汪洋。负责治河的“河漕尚书”吴桂芳与“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意见不合,吴主张疏浚老黄河故道,傅主张堵住决口,“束水归漕”。迁延到了次年的夏天,张居正派潘季驯去负专责。潘季驯在过去也只是一个懂得治标的人,但是他有了经验,又肯实地研究,把他的心得报告张居正作为建议,说黄河“故道久湮,虽浚复,其深度必不能如今河”,应该“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为一),则海口自浚。”张居正接受他的建议,让他放手去做。果然,做到了万历七年冬天,潘季驯把黄河与淮河同时治好。
在潘季驯尚未完工以前,也有不少的人攻击他,正如当年戚继光等人之被攻击一样。但是,张居正给予潘季驯以大力支持,对一切闲言闲语置之不理。
治水成功,水患变成水利。张居正特地把水退了以后的荒地,按户分给江北各县灾民,三年以后才征赋。明朝自从中叶以来,政府不做该做的事,而收不该收的钱。农民在种种高压之下,也就无精打彩,把该垦的地不去垦,该种的田不去种了。再加上,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相勾结,有田而不报,即使报也以多报少。在洪武二十六年的时候,全国已垦已种的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三十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就只剩下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经过张居正一番整顿与鼓励,万历九年的数字竟然一跃而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起洪武年间的情形,虽仍有不及,但是比起弘治年间的情形,真是进步得太多。
万历九年的数字,是经过三个年头的严格丈量而来。有人怀疑这数字的确实性,说张居正“尚宗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拮克见田(苛征暴敛现有的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司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说这种话的人,不知是何居心?依他们的意思,最好田地不必丈量,办事不必综核,因为一丈量综核就难免没有少数的坏官“争改小弓以求田多”,倒不如殷噎废食,大家省事,大家静候亡国,饿死!至于说,因为有了“溢额”就免不了“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似乎田亩尽管溢额,而所溢出的田亩绝对不可以征赋。这是一种什么想法?
《明史食货志》却也保存了几句公道话:“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
明朝初年,各府州县本有记载田地的“鱼鳞册”,与记载户口的“黄册”这两种册子,由于中叶以后上下官吏的偷懒与舞弊,久已与事实不符。张居正大刀阔斧,不怕得罪人,才把事实重新弄个清楚。(他有没有采用当时福建所已用的经册、纬册与“归户册”,待考。)
田亩的数字,或可用大田化小的办法变多;户的数字,即没有办法化一人为两人来变多。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是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弘治四年,降为五干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张居正在万历六年所查出来的,是六千零六十九片_二千八百五十六人,不仅比弘治四年多,也比洪武二十六年稍稍多了一些。这倒未必是因为有他当政,而人民立刻乐观,于短期内纷纷增加生育(或减少杀婴与打胎)。主要的原因是:在他综核之下,经手调查的人不敢马虎从事。
张居正生平自称别无他长,只是耐得了烦。耐烦二字真能做到,并不容易。古今乐于做官的多,而舍得下工夫去办事的少,张居正倘若没有忠君(爱国)的心,没有视匹夫匹妇之疾苦为自己的疾苦之同情心,没有恒心与毅力,就一定耐不了总揽全国行政工作的烦。
儒家的理想宰相,是一个雍容大度,提纲挈领,对天子坐而论道,调理阴阳的人。下面各部门的麻烦的事,让下面的人去管。这样的宰相只适合于天下已定的太平时代。乱世或衰世,像明朝正德以后,迄于嘉靖年间的情形,就必须有张居正那样的一个火辣辣的角色,事必躬亲,才能拨乱反治。
他注重行政的系统,可见他不是不懂得分层负责的道理。他所不同于以前的托干大学士的,只在把“负责”二字做到名副其实。他自己负责,也要求下面的人负责。他不许六部的尚书分他的大权,老实不客气地让他们知道:在他们之上有一个内阁,而内阁的负责人是他自己。王夫之说得好,明朝政治的最大缺陷,是太祖在洪武十三年废掉丞相。太祖与成祖二人雄才大略,直接指挥六部,确有“皇帝而兼宰相”的资格。仁宗宣宗,能力虽差,幸有三杨在阁,仍旧办到了小康。此后皇帝不如太祖成祖,阁臣不如三杨,国事安得不坏!张居正断然确定内阁的地位,把太祖废相的失着补救了过来。可惜,他一去世,人亡政息,明朝又走回下坡的老路。
他并未把六部的权力剥夺净尽。事实上,他给了它们以应有的充分权力:命令各省的抚按(巡抚与巡按御史),必须秉承六部。对御抚按,他也让他们有权督责各府州县。这样,全国上下各级衙门,才形成了一个整体。他自己之所以能够在极短期间,完成极大改革,指挥灵活,运用自如,也全靠有了这个整体。张居正
在内阁及其以次一层一层的各级衙门之间,公文的来往必须迅速。因此,他特别注意驿递(谷应泰所谓“邮传”)。去掉驿站方面的小腐败,在他,可谓牛刀小试,很快地便办到了。还有,公事经办人的故意拖延,改革起来就比较费事。所好,他有严刑重罚作为后盾。拖延以外,如诬报、虚报、瞒报、夸大其辞的妄报,等等,他都有办法查出来,弄得没有人敢欺骗他,蒙蔽他。谁能比得上他精明呢?
张居正办事严格,但对人并不苛酷。人有小过,他写一封私函加以规劝或申斥。有了大过,他才依法办理。他把赏罚看得很重要。没有赏罚,的确也办不了事。然而他一向是赏得重,罚得薄。
不讲道理的人,也未尝没有他们的所谓赏罚。张居正的赏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秉至公。他尊重明朝已有的考绩制度。而加以认真执行。京内之官六年一考,京外之官三年一考。过去,常常只是例行公事。他呢,毫不客气:特别好的升,好的留,不好的降,太不好的去。可是,他不像某些大官之以给人痛苦为乐。他在原则上,是让胜任的人久于其任。
胜任的人,却不易找。风气好,好人多;风气坏,好人少。在少数的好人之中,能办事的人更少。张居正懂得“不求全”。用人,只是用其所长。此人的短处,倘与所任之事无关,不必计较。
他勇于自任,而律己未尝不严。反对他的人,说他接受贿赂,说辽王朱宪火(节)被废之时,王府的金宝都被他吞了。神宗因此而在他去世以后的第二年,抄他的家,却只抄得了十万两左右的银子而已(他家里原本是盐商,有钱)。
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在明朝,是一个只讲私情,不讲国法的社会。谁要执法严明,谁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机会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丢官的丢了官,说人情的说不到人情,借钱的借不到钱——如何不恨?恨张居正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在世,大权在握,没有人奈何得了他。他一死,仇家对于他的家属,对于他的身后令名,就可以为所欲为,弄得他在死后的第一年官爵被“追夺”,在死后的第二年家产被充公,家属被充军,在家属之中,有若干人死在牢狱,长子张敬修被逼得自杀。 在他未死以前,便已有很多人想藉他丁忧而“夺情”(不去职)的一件事,造成轩然大波。其实,“夺情”是两位太后与神宗叫他如此,不许他因丁忧而沿例去职,要他留在任上办事。他自己未尝没有一再恳请去职“守制”。那时候,万历五年,他的改革的大事业刚刚作了一半;如果两位太后与神宗真让他走了,这大事业一定半途而废,明朝也决不会能够再撑上六十二年。反过来说,倘若在他死后,继起有人,像他一样地综核名实,替国家办事,明朝也不致于在六十二年以后便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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