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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熹二宗

光熹二宗之昏,与仁宣二宗之明,成为黑与白的对比。光宗与仁宗在位极短(光宗一个月,仁宗十个月);熹宗与宣宗也均不甚长(熹宗九年十一个月二十六天,宣宗九年六个月)。

光宗朱常洛,经若干忠臣冒了生命危险予以拥护,才获得立为太子,免于被福王常洵夺去太子的地位。这些忠臣不曾料到,此人之不慧不贤,与常洵没有什么两样。熹宗朱由检之得以“皇长子”的资格,于光宗去世的一天,受群臣朝拜,又于五天以后受群臣拥立为君,安然回驾至乾清官,以免于郑贵妃及李选侍两代太后之垂帘听政,而结果他的表现也十分令群臣失望。明朝大局之坏,由于熹宗之一任魏忠贤摆布,坏到不可收拾,注定了亡国的命运。

魏忠贤本是河间府肃宁县的一个无赖,赌输了钱,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而自己动手术,进宫当了宦官。他原姓魏,改姓了李,取名进忠,叫做“李进忠”。

他进宫不久,便荣任了熹宗母亲王才人的厨子;又渐渐地和熹宗的乳母客氏发生暖昧,可见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全残废的人。另一个“假太监”魏朝,被他挤得失了客氏的宠。熹宗幼年丧母,由客氏抚养长大,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封了客氏为“奉圣夫人”。连带地,这“李进忠”也很快地由“惜薪司太监”而升为“司礼秉笔太监”。熹宗准他恢复原姓,又赐了忠贤二字作为他的新名。

他目小识丁,怎么能够秉笔?却有两个识得字的宦官,听他使唤,一个叫做王体乾,另一个叫做李永贞。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熹宗本意要叫土安充任。王安是个好人,虽和熹宗的关系颇深(当过熹宗的伴读),却住名利上很不积极,不愿意居此高位。于是,王体乾作了掌印。掌印的地位在秉笔之上,然而王体乾对魏忠贤奉命惟谨。

魏忠精兼了“提督宝和三店”的官职,也兼了“提督东厂”。不但如此,他而且获得熹宗准许,在宫内练兵,号称“内操”,足有一万多人,所用的是火器,等于是第二个“神机营”。这一万多内操兵,在名义上都是施过手术的。这样,他的声势已经够叫人害怕的了。他又勾结得内阁大学士之中的一个不肖份子,沈淮,和沈淮狼狈为奸,窃取政权。

熹宗读书甚少,喜欢作木工。每逢熹宗锯木头、刨木头,或是漆木头的时候,魏忠贤和王体乾等人就拿了很多件公文请熹宗批,故意惹得熹宗嫌烦。熹宗总是说:“我知道啦,你们拿下去,好好地处理罢。”

虽则足叶向高在泰昌元年八月被召,次年(天启元年)十月到达京师,回任了首席大学士;虽则方从哲终于在十二月被准告老,去职;朝廷中的一切实权,已经操在魏忠贤的手中,非叶向高所能匡救。

光宗召回叶向高之时,同时也发表了六个别的大学士:史继偕、沈淮、何宗彦、刘一燝、韩爌、朱国祚。泰昌元年十月,熹宗又加进了一个孙如游。除了沈淮勾结魏忠贤以外,其他六个人都可算是正人,然而皆没有多大的作为。到了天启四年年底,叶向高与这六人没一个尚在内阁,都已经是走的走,死的死了。(沈淮先在天启二年七月告老。)

替代他们的是一群小人,而首席顾秉谦更是小人之尤。他是昆山人,由进土改庶吉士,历官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礼部尚书兼掌詹事府,出身未尝不好而自甘下流。魏忠贤在天启四年七月提拔他入阁,他越发感恩图报,唯魏忠贤之命是从。杨涟称他为魏忠贤的“门生宰相”,一点也不冤枉。魏忠贤的罪恶,杨涟在天启四年六月的一疏之中,列举了二十四项。其中最重要的几项,是:

(甲)侵夺内阁“票拟”圣旨的权,常常用所谓“内批”或“传奉”来代替。

(乙)破坏大学士及其他大臣的“廷推”制度。

(丙)挤走大学士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礼部尚书孙慎行、刑部尚书王纪、工部尚书钟羽正、左都御史邹元标、太仆少卿满朝荐、翰林院修撰文震孟、御史江秉谦、吏科给事中侯震旸、刑科给事中毛士龙、吏部验封员外郎徐大相与(官职现已难考的)熊德阳。

(丁)害死司礼秉笔太监王安、(熹宗所最宠爱的]冯贵人、有孕在身的张裕妃、张皇后所生的皇子、[光宗的]选侍赵氏。

(戊)滥袭恩荫,使得乳臭未干的侄儿魏良卿、魏良弼、外甥傅应星都作了大官。

(己)容许奸细韩宗功混进京师,住在他的官舍。 (庚)创立“内操’。

(辛)出八警跸,走马御前。

杨涟是应山人,官居左副都御史;在上了这一本奏疏几天以后便被“切责”,四个月以后被“削籍”,次年(天启五年)七月被逮捕下狱。和他同时被逮捕的,有削籍左佥都御史、桐城人左光斗,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少卿周朝瑞,陕西按察副使顾大章。

六人的共同罪名,是受过熊廷弼的贿赂。魏忠贤的锦衣卫“北镇抚司”许显纯,写好一张赃单,将六人屈打成招;招了以后,又五日一“比’,连续地打,叫做“追赃”。打到七月二十六日的夜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被打死。又打了一个多月,袁化中与周朝瑞也被打死。顾大章最后被移到“法司”去审,审了以后,于即将移回“北镇抚司”之时,自杀。

熊廷弼是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历任推宫、御史、大理寺丞,于万历四十七年六月作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他在辽东十六个月,把局面稳住,功劳很大,却被给事中姚宗文、兵部主事刘国缙与御史冯三元等人造谣中伤,说他一味地守,不敢进攻,因此而下了台,由袁应泰替代。袁应泰在军事上是一个外行,到任没有多久,便在天启元年三月失掉沈阳与辽阳,自杀。

天启元年四月,明廷以薛国用为经略,王化贞为巡抚。六月,再度以熊廷弼为经略,王化贞仍为巡抚。十几万的大兵,不由熊廷弼统率,而掌握在王化贞的手中。王化贞驻节广宁,在天启二年正月失掉广宁,全军瓦解,逃回到山海关,全靠熊廷弼以自己新练的五千人交给他殿后。

明廷把熊王二人,不分功罪,均判了死刑。熊廷弼托了内阁中书汪文言,答应魏忠贤四万两银子,其后却筹不出,于是魏忠贤就决定将熊廷弼的死刑尽快执行,顺便把所恨的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栽诬,一网打尽。

事实上,杨涟等人是所谓“东林党”,而熊廷弼一向与“东林党”是对头。

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有形的组织。万历二十二年,吏部因“廷推”大学士,而列上王家屏的姓名,不合神宗的意。神宗责备吏部,尚节陈有年据“故事”(成例)抗争,辞职,照准。神宗派孙丕杨继任尚书,另以特旨而不用廷推,发表沈一贯与陈于陛为大学士。吏部的文选郎中顾宪成,连带地也被“调”。有两位给事中上疏替顾宪成讲情,神宗更气,索性把顾先成削籍。顾宪成回到无锡,在“东林书院”聚徒讲学。参加他的书院,帮他讲学的,有高攀龙等人。这便是所谓“东林党”的由来。

顾宪成以为学术和政治与伦理是分不开的。他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他讲学之余,喜欢议论朝政,臧否人物,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权臣,也连累了不少朋友。

党争的根源,是内阁与六部的权力问题。张居正当国之时,把六部的实权归入内阁。张居正一死,六部便颇想从内阁手中,取回原有的实权。而六部之中,对内阁首当其冲的,便是吏部。磨擦得最厉害的一次,是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吏部尚书孙铁及其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大学士王锡爵、赵志皋与张位的私人,而“宪成实左右之”。宪成那时候是“文选员外郎”。

党争的另一根源,是神宗不看公事。任凭言官怎样地发牢骚,弹劾甲,弹劾乙,神宗一概不理。于是,行政官每每于受不了言官的攻讦之时,自动辞职,神宗也很少加以挽留。言官之抬头,本不是一个坏现象,可惜言官本身也每每由于对于某一行政官持反对与赞成的两种不同态度,或是由于籍贯的同与不同,以及平日交往的亲与疏,而自分门户。

因此,便有了所谓奇党、楚党、浙党。三党所争的,属于制度方面的少,属于人事方面的多。是非与利害总难免纠缠在一起。倘若是在一个民主的国家,这是很无足怪,应有的现象,可以由选举与表决种种方式不断地获得调整。然而万历及其以后的明朝不仅不是民主的国家,而且不是一个正常的君主专制的国家。皇帝昏庸,太监弄权,于是好斗的言官与行政官就卷在党祸的漩涡之中了。

自从顾宪成在东林讲学论政以后,制度之争及人事之争渐渐地变成了意气之争、邪正之争。所谓东林党人,根本不曾结党,却也不免有互通声气,甚至互相标榜的行为。叶向高于天启初年东山再起之时,所引用的也大都是一些气味相投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顾宪成已于万历四十年去世,而邹元标、赵南星等犹在。

邹元标是江西吉水人,万历五年进士,因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被廷杖八十,谪戍都匀卫,于张居正死后被召回京,当了吏科给事中,又因弹劾掉礼部尚书徐学谟,而得罪了大学士申时行,被贬到南京当南京刑部照磨,转任南京兵部主事,南京吏部员外郎、验封。在南京住了三年,称病回家,在家乡讲学三十年,名高中外,到了天启元年才应召回到京师,充任刑部右侍郎。

邹元标在天启元年四月到达京师,向熹宗上疏荐贤,第一疏荐了涂宗浚等十八人,第二疏荐了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等十五人,均蒙熹宗接受。他在这一年的十二月,被调升吏部左侍郎;未及到任,又被升为左都御史。次年七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因上疏追论红丸移官二案,被魏忠贤叫人挤走。十月,邹元标也由于在京师创办了“首善书院”,被二个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连疏攻讦,辞职回乡,在天启四年病故。

孙慎行是武进人,万历二十三年的探花,历任翰林院编修、左庶子、少詹事,常常请假回乡读书,在顾宪成的东林书院讲过学。万历四十一年,升为礼部右侍郎,署部事(代理部务);泰昌元年十二月,实授礼部尚书,于天启元年四月到任。到任以后,他上疏追论红丸移宫二案,直指进红丸为“弑”,说李可灼该斩,方从哲应该“引剑自裁”,又说西李移宫之前,已有垂帘听政之事(从光宗之死,到熹宗在九月初六正式即位),“若非九卿合谏力请移宫,选侍一日得志,陛下几无驻足所。闻尔时从哲濡滞不进,科臣趣之,则云迟数日无害,任妇寺之纵横,忍君父之阢陧,为大臣者宜尔乎?臣在礼言礼,其罪恶滔天,万无可生之路” 方从哲在泰昌元年十二月已经告老去职,孙慎行向他算旧账,的确过份。熹宗说:“旧辅素忠慎。可灼进药本先帝意。卿言虽忠爱,事属传闻。并进封(太后)移宫事,当日九卿合谏官亲见者,当据实会奏,用释群疑。”于是,有了一番“廷议”。廷议的结果,是李可灼戍边,方从哲不问。天启二年七月,孙慎行称病辞职,照准。

赵南星是高邑人,万历二年进士。万历十年,张居正生病,他以户部主事的身份,与同官顾宪成、姜士昌不肯参加群臣为张居正所作的祈祷。万历二十一年,他以吏部考功郎中的身份,主办“京察”,“尽黜执政私人”,被“斥为民”。光宗即位,召他回京担任太常少卿;熹宗于他未曾到达以前,连升他为右通政,太常卿,工部右侍郎。他作了工部右侍郎几个月,又在天启二年十一月被熹宗升为左都御史,继邹元标之任。次年,京察,他力主降黜前任给事中元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因此而和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发生意见。他写了一篇“四凶论”,称这四人为“四凶”。吏部的考功郎程正己赞成他的看法,把这四任列为“不谨”的一类。天启三年十月,他被调升吏部尚书,干了十个个月,很提拔了一些人,包括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王之寀、夏嘉遇。魏忠贤想笼络他,被他拒绝。他的朋友魏允贞的儿子魏广微,为魏忠贤所用,当了大学士,来见他三次,他皆不见。 天启四年十月,赵南星奏请以太常卿谢应祥补河南巡抚。魏广微叫御史陈九畴参上一本,说谢应祥作过浙江嘉善县的知事,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是谢的门生。魏大中替谢向吏部文选郎夏嘉遇运动,因此谢才被赵南星奏荐为河南巡抚,可见魏夏二任“徇私”,“当斥”。二人上疏答辩;陈九畴冉疏攻讦;案子被交下吏部与都察院核议。赵南星与高攀龙均说,魏夏二人并未徇私运动,陈九畴“妄言”,“魏忠贤大怒,矫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畴,而责南星等朋谋结党。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贤复矫旨切责,放归。”“明日,攀龙亦引去。”其后,魏忠贤的御史张讷,劾赵南星十大罪,连带地劾了赵南星所用的人邹维涟、程国祥与夏嘉遇。魏忠贤传旨,将他们“削籍”。再其后,汪文言的案子发生、卷进赵南星,坐赃一万五千两。幸亏有亲戚朋友帮忙凑款子,缴了上去,这才逃了一死,而充军到代州。

高攀龙是无锡人,与顾宪成同乡,中了万历十七年的进士,官居“行人”,他在万历二十一年十月上疏,抗议大学士王锡爵排斥异己,被贬到广东揭阳,当“添注典吏”。在揭阳住了七个月,因事回乡,便不再出来,家居了三十年左右,帮过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熹宗即位以后,他来到京师历官光禄寺丞、光禄少卿、太常少唧、大理少卿、太仆卿、刑部右侍郎,在天启四年八月受拜为左都御史(补孙玮之缺。孙玮是在天启三年赵南星调任吏部以后就职的)。他存光禄少卿任内,于天启二年四月上疏追论梃击一案,认为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是主凶,郑国泰虽则已经病死而郑国泰的儿子郑养性仍逗留在京师,“人言籍籍(啧啧),咸疑养性交关奸宄,别怀异谋”。得旨:高攀龙不应多言,郑养性勒令回籍,他也主张杀对光宗妄下泻药的崔文升,与勾结李永芳的李如柏(李永芳是抚顺守将,降了努尔哈赤。李如柏是李成粱的儿子,娶了努尔啥赤的女儿为妾),都没有下文。

他作都御史,作了两个月,便由于“河南巡抚”谢应祥的事而跟着赵南星去职。在魏忠贤面前说他的坏话的,是他下面的一个御史崔呈秀。这时候,崔呈秀出按准扬回来,高攀龙举发崔在淮扬受贿的劣迹,赵南星奏请将崔充军。诏下:崔革职听勘。崔赶快去看魏忠贤,拜魏忠贤为义父,于是赵与高二人被逼走,崔不但免了充军,而且从此得意,于次年正月复官,不久又先后兼了“督三殿工”,再兼工部右侍郎,本职亦由御史升为佥都御史。到了天启六年七月便当起工部尚书来,“仍督大工”。十月,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仍督大工。

天启七年五月,袁崇焕在宁远与锦州战胜黄太极。袁崇焕本人叙下到功,这功劳却被魏忠贤与崔呈秀冒了去,魏忠贤获得以一个侄孙魏鹏翼封为安平伯,崔呈秀获得加官为太子太傅。不就,崔呈秀又因三殿告成,再加了少傅。八月,转任兵部尚书,仍兼左都御史,“出入炬赫,势倾朝野”。几天以后,熹宗去世,思亲(崇祯皇帝)即位,十月,崔呈秀告老回乡。十一月初一、思宗下旨,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初六,魏忠贤因行至中途,有诏逮捕.自杀。崔呈秀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也上了吊。

崇祯元年正月廿四日,思宗下诏,将魏忠贤与崔呈秀二人“戮尸”。

崔呈秀是苏州人,万历四十一年的进士,其自甘下流,与顾秉谦如出一辙。魏忠贤在他未来投奔以前,还不敢太放肆。有了他作干儿于,就为所欲为了。他作了两本名册,献给魏忠贤作参考。一本是所谓东林党人,称为“同志诸录”,一本称为“天鉴录”,是反对东林党的人,魏忠贤有了这两布名册,便逐渐地使得朝廷中“善类为之一空”。凡是无耻的小人,想升官发财的,都来向崔呈秀“暮夜乞怜”,于是“蝇集蚁附,其门如市”,纷纷送来“奇异珍宝”。

此外,工部尚书吴淳夫,“兵部尚书”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夔龙,也是魏忠贤的得力鹰犬,与崔呈秀合称为“五虎”。五虎之下,有都督田尔耕、都督许显纯等“五彪’。五彪之下,又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其他的两个阉党进士,是顾秉谦与魏广微。这两人都当了大学士。顾秉谦替魏忠贤编“三朝要典”,颠倒三大案的是非;魏广微替魏忠贤准备了一部“缙绅便览”,把正人列为“邪党”,把邪党列为“正人”。

思宗在办了魏忠贤与崔呈秀以后,在崇祯二年颁布“逆案”的名单,分别定罪。名单上,分为:

(甲)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

(乙)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等。

(丙)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吴淳夫等。

(丁)交结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等。

(戊)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顾秉谦、冯铨等一百二十九人。

(己)交结近侍,减等革职常住者四十四人——黄立极等。

(庚)魏逆亲属及内官党附者五十余人——处罚轻重与姓名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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