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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才子贾谊

说到西汉前期的政治,不能不提到洛阳才子贾谊。贾谊是西汉文帝时候的政论家、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的影响。

公元前201年,贾谊生于洛阳。十八岁时,就以熟读诗书,善属文章闻名。后来被河南守吴公召致门下。汉文帝即位后,听说吴公曾师事秦时名相李斯,又号称治政为天下第一,于是征以为廷尉,主持天下司法。因吴公的推荐,贾谊得任为博士。吴公以“治政”闻名,贾谊因吴公举荐,可知贾谊得以入朝,大约主要不是因其文采,而是因其政识。

贾谊当时不过二十余岁,是朝中最年轻的博士。皇帝每次诏令讨论政事,诸位老先生尚在迟疑犹豫时,贾谊已经侃侃而谈。所说的意见,竟然都是大家所深思的。于是人人佩服,以为不可及。于是贾谊很快就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汉文帝十分赏识贾谊的识见,曾经准备任贾谊为公卿,但是因为周勃、灌婴等老臣的反对,未能实现。后来让贾谊到南方去,任长沙王太傅。贾谊

贾谊在长沙著《鹏鸟赋》,发抒内心的怨郁哀伤。后来汉文帝思念贾谊,又曾特地召见,问鬼神之事于宣室殿,君臣畅谈至深夜。唐代诗人李商隐因此有《贾生》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感叹他的政治思想受到漠视。

贾谊后来又被任命为粱怀王太傅。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失职,不久也悲郁去世,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的政论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贾子》五十八篇,赋七篇。今本《新语》是后人纂辑的贾谊著作汇编。

贾谊的《过秦论》,是最早的比较系统地总结秦王朝兴亡的历史,比较全而地分析秦政之功过得失的著名政论。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已经大段引录了贾谊《过秦论》的内容,并且真诚地感叹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过秦论》说秦以弱胜强,终于实现统一,“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然而迅速败亡,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罩所说的“仁义不施”,是指责秦王朝的统治者以暴虐之心与暴虐之术治国,终于导致了不可挽救的政治危局。贾谊还批评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而秦二世又“重以无道”,更变本加厉地推行暴政,从高官贵族到平民百姓,人人自危,因此形成了一旦发生变乱,就迅速土崩瓦解的政治局面。

秦政之失,在于“吏治深刻”和“赋敛无度”,是人们大都注意到的。贾谊特别指出秦始皇独断专行,不信功臣,不亲士民,不行王道而专任私爱的事实,实际上涉及到秦王朝专制政治在体制方面的根本弊病。

贾谊说,秦始皇自以为是,文过饰非,秦二世继承这种弊政,因而不政,暴虐以重祸,这样的政权,灭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以为极端专制的秦王朝迅速覆灭,是历史的必然。贾谊还具体描述了秦政的这一特色:秦的政治空气沉闷严峻,多忌讳之禁,忠言出于口,还没有说完,性命就已经没有了。因此使得天下之士侧耳而听,重足而立,闭口而不言。言论的严格禁锢,是专制制度的突出特征。不过,这种禁锢并不能平息民众的怨愤,反而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

贾谊指出,“攻”与“守”,“兼并”与“安定”,“取”天下与“守”天下,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战争时期谋求并兼与和平时期谋求安定,政治方针,政治策略,政治风格,也就是所渭“术”、“道’、“政”等,应当是有所不同的。然而秦实现统一之后,却仍然不能改变战时的政治形式,所以“取之”的政策与所以“守之”的政策竟然没有区别。秦王朝最高统治者仍然以取天下的政治方针面对守天下的政治现实。

秦始皇的统治思想没有能够完成应有的时代性转变,以这种思想为基础制订的关东政策自然表现为恐怖的虐杀和苛重的赋役。其结果终于导致秦王朝的迅速败亡。

贾谊根据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总结的所谓“攻守之势异也”,所谓“取与守不同术也”的观点,提出了治国思想的重要原理。贾谊的这一认识,是《过秦论》的思想精髓。

贾谊先后多次上疏陈治安之道,这些奏疏被后世史家称为《治安策》,又题《陈政事疏》。

《治安策》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主要社会思想和基本政治主张。《治安策》作为贾谊有代表性的主要论著,也是体现对后世政论有重要影响的贾谊政论文风格的典型。贾谊在《治安策》中对汉初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对策。

汉初以来,中央政权与诸侯势力的矛盾,长期成为危害政治安定的严重隐患。因为中央政府政策的宽容,一些诸侯王确有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倾向。面对当时的这一形势,贾谊建议及早采取有力措施抑制与朝廷离心的势力。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也就是多立诸侯面分别削弱其实力。后来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证实了贾谊的政治预见。而汉武帝时代“削藩”事业的成功,实际上也采用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

贾谊还认为礼仪与法令,教化与刑罚不可偏废,特别强调倡导礼乐,实行以儒学为主体的道德教化,以移风易俗。汉武帝时代,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实现了《汉书·武帝纪》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

儒学地位的这种上升,当然已经超过了《治安策》中的设计,但是贾谊重视文化建设作用的治国主张,因为顺应了历史演进的方向,其历史预见性得到了证实。

治国务在“安民”的主张,是儒学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贾谊《新书·大政上》写道,对于行政,“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他又指出,民为邦本,民众虽然至贱至愚,却不可以简慢,不可以欺压。“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逮,而民必胜之。”在任何时代,敢于与民众为敌者,或早或晚,最终将为民众所战胜。

而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应当落实于使民众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有效政策上。对于这样的主张,贾谊是这样表述的:“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也就是说,执政者成功的政绩,首先应当表现为使民众“富乐”。

贾谊的政治思想,为“文景之治”的成功,描绘出了一幅蓝图。

贾谊提出的所谓“为富安天下”的主张,在实现“文景之治”的时代,已经成为汉王朝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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