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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和《史记》

西汉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伟大的奇书问世了。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的《史记》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卷,是一部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代的中国通史。作为史学著作,其内容之完整,结构之周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史记》以人物《纪》、《传》为主,辅以《表》、《书》,合编年、纪事诸史书文体之长,创造了史书的纪传体新体裁,成为此后二千年王朝正史编纂形式的规范。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之后,才开始出现《史记》这一名称。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年说法不一,一说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一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十岁起就开始学习古文书传,二十岁开始游历天下山川,重视探访重要的历史遗迹。此后不久,任郎中,以汉武帝侍卫和扈从的身份多次随驾出巡,并曾经奉命出使巴蜀。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曾经参与主持制定新历。此后开始撰写《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获释后为中书令,忍辱发愤,完成了《史记》一书的撰著和修改。
《史记》这部历史名著以文化内涵之宏大和历史眼光之阔远,久已受到学人的重视。
扬雄《法言·君子》说,《太史公》书,圣人在其中也将有所收获。桓谭《新论》也说,通才著书以百数,只有《太史公》书气势宏大,其余都是丛残小论。《论衡·案书》又写道,汉代著书者不少,司马迁是大河,其余都是小水。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说司马迁“博物洽闻”,其书则“涉猎者广博”,笔力跨越古今。
《史记》之广大博杂,建构了社会史料的宏大宝库。
《史记》几乎描述了全景式的历史。成功的帝王,失败的英雄,叛乱的首领,失意的学者,流浪的侠士,忙碌的商人。都成为司马迁所注意的对象,其人其事,其言其行,一一得到具体而生动的记录。于是,一幅社会史的画卷,展示在人们面前。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特别高的地位。历代评价《史记》,有所谓“贯穿经传,驰骋古今”,“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深于《诗》者也”,“千古之至文”,“《五经》之橐龠,群史之领袖”,“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种种说法。这些赞美,都说明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文”“史”之中,《史记》很早就已经被看作一座文化的高峰。
《史记》的宝贵价值,首先体现于在当时的文化基点上,能够真实地、完整地描绘出社会历史的各个层面。
司马迁在记述政治史的同时,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也在《史记》中进行了生动的记录。与帝王将相等政治活动家同样,读书的人,作买卖的人,算命的人,尽管在当时社会上地位不高,他们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重视。
在司马迁笔下,游侠的侠义精神得到赞美,酷吏的残暴行径有所揭露,悲剧英雄项羽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人本纪,农民领袖陈胜和诸侯一同列人世家。
司马迁在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也曾经揭露他迷信鬼神,妄想长生,多欲好战,耗费民力的行为,在《史记·汲黯列传》中,还责备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由于坚持了一种追求历史真实的态度,敢于背离传统,富有批判精神,甚至对于当代帝王也敢于指责,《史记》曾经被称为“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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