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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生的地位上升了

司马光评价汉武帝所说的“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是对他肯定儒学的政治指导地位的政策的赞扬。

汉武帝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化,就是空前抬高了儒学的地位。

汉高祖刘邦曾经特别瞧不起儒生。刘邦打天下时,引兵过陈留,郦食其到军营前求见。

刘邦问通报者:是个什么样的人?

答道:看打扮,像个儒生。

刘邦说:对他说,我方以天下为事,没工夫见儒生。

郦食其大怒,叱骂通报者:去,给我再去告诉沛公,我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儒生!刘邦这才接见郦食其。

据说刘邦不喜欢儒生,有头戴儒冠来拜见的,刘邦竟然摘下他的帽子,往里边撒尿。和儒生交谈,常常粗言痛骂。

这种情形,到汉武帝时,已经发生了变化。

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

齐地儒生公孙弘由博士又任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宣示儒学地位开始上升。

据《史记·儒林列传》说,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升迁为天子信用的重臣,又封以平津侯,于是促进了社会好学风气的形成。

公孙弘作为齐鲁儒生的代表,建议各地荐举热心学问,尊敬长上,政治形象完好,乡里关系和顺,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加以培养,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义为官”。这一建议为汉武帝认可,于是据说从此之后,朝廷的高级干部逐渐以文学之士为多了。

汉初政治结构相继呈现“功臣政治”和“功臣子政治”两种形态,在汉武帝主持下,又开始了向“贤臣政治”的历史转变。而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正顺应了这一历史转变的趋势。

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了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

汉武帝大举贤良文学之士。儒学著名学者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在对策中说,秦王朝灭亡以后,其流毒至今未灭,只单凭“法”和“令”而求得国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他写道:琴瑟的音色不正,声调不和谐,就应当重新装置调整琴弦,予以“更张”,才能够保证演奏的成功。政令推行不顺利,政治形势不理想,也应当重新制定调整法令政策,予以“更化”,才能够保证行政的成功。应当“更张”而不“更张”,虽然有“良工”也不能成功地演奏乐曲。应当“更化”而不“更化”,虽然有“大贤”也不能成功地管理国家。他这里所说的“更张”、“更化”,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深蕴改革的意义。

董仲舒指出,汉得天下以来,常常谋求“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原因,就是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他强调,要想实现“善治”,就必须在应当“更化”的时候坚定果决地“更化”。他提出“更化”的主张时,特别强调“教化”,也就是意识形态管理的作用。他以为要谋求“善治”,一定应当注重文化体制的调整。他说,“教化大行”,则可以实现“天下和洽”的境界,天下民众都遵守儒学的规范,言行都合乎儒家的“礼”和“道”。

董仲舒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要确定儒学独尊的地位。他提出:儒学经典中所提出的,是天地之问的确定的规律,古往今来的共同的原则。但是,现在各家的学说不同,人们的信仰不同,于是当政者无法坚持“一统”的政治理念,以致法制频繁变更,臣民不知所守。他提出,应当禁绝与孔子之术有所不同的学说,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使得老百姓明确所应当遵从的。

在他看来,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而前者,又可以为后者奠定深入人心的统治的根基。

这样的观点,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于是,在汉武帝时代,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原则,完成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体制的转变。

现在看来,“独尊儒术”的政策似乎不能逃脱文化专制主义的指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体制变革的发生,却是有一定的合理基础的,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应当看到,儒学在当时已经综合了以往诸家政治文化的有效成分,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合乎国情的治国方法。比如,儒学理论通过当时思想家的精心修补,有益于维护传统的宗法关系和传统的宗法制度。

此外,儒学崇尚“仁政”理想,并且可以运用这一理想对统治者的言行形成一定的约束。儒家有关“仁政”的政治主张,客观上有助于调整社会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吏治水平。而且,儒学以“天道”为基本,使政治理论神学化。经过汉儒加工改造的“天人感应”理论,使政治管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这一理论可以有助于强化政治迷信,粉饰弊政.也可以利用来批判当政者,修正政治失误。

还应当看到,儒学与其他主要学说相比,比较重视人的价值,比较注意肯定人的权利,满足人的需求。所谓“仁者爱人”的原则,是和文明进步的方向大体一致的。同时,儒学提倡“和”的精神,比较能够贴近“人情”。

而儒学“中庸”的学说,比较适宜于农业民族的心理习惯。黄老之学有些过于消极,法家学说则显得过于激切。就中国人传统心理的节奏定式来说,儒学的合理性更容易得到普遍的承认。

儒学在西汉时期得到发挥的“大一统”理论,也适应了加强君权和防止分裂的政治需要。“大一统”的原则对于我们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

汉武帝时代实行“独尊儒术”的重大变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一变革肯定了“以教为本”,否定了“以法为本”,强调文化教育是“为政之首”,主张“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从而为我们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也表现出不宜忽视的积极意义。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于是出现。

《汉书.董仲舒传》说,汉武帝创办太学,是接受了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献策。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则可以使有志于学者以尽其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

太学的创建,采用了公孙弘制订的具体方案。

公孙弘拟议,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将博士私人收徒定为正式的教职,将私学转变为官学;第二,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赋税;第四,博士弟子的选送,一是由太常直接选补,二是由地方官选补;第五,太学管理,一年要进行一次考试;第六,考试成绩中上等的太学生可以任官,成绩劣次,无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奋学习者,令其退学。

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拟定的办学方案。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汉宣帝时增加到二百人,汉元帝时增加到一千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万区”。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汉武帝时代,除了建立太学之外,还命令天下郡国都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国家管理的地方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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