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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羊头、关内侯

昆阳之战后,绿林兵乘胜分两路进军。一路由王匡指挥北上攻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指挥,西人武关进攻长安。

当绿林兵奉更始帝刘玄之命攻击长安时,赤眉军也在中原奋战。更始帝刘玄占据洛阳之后遣使者招降赤眉军,樊祟等二十余人还接受了刘玄的列侯封号。

在起义军的强大的军事威势下,三辅震动,一时海内豪杰纷纷起兵响应,杀其牧守,自称将军,使用汉朝年号,旬月之间,烽火遍于天下。

王莽众叛亲离,仍然借用符命迷信自欺欺人。新莽政权上层统治集团也发生了分裂。卫将军王涉、国师刘歆和大司马董忠等密谋劫持王莽投降更始政权,只是因为准备“待太白星出”起事,以致计划终于败露,董忠被处死,王涉、刘歆也被迫自杀。

王莽外有出师之败,内有大臣之叛,朝中一片混乱。这时,天水成纪(今甘肃庄浪西)人隗嚣及其家族起兵反新莽,隗嚣称大将军。析(今河南西峡)人邓晔、于匡率众拔析、丹水(今河南西峡西),攻武关(今陕西商南南)。长安受到东西两个方向重兵进攻的威胁。

王莽面临军事危局,仓惶无定,不知所措。有人建议说,《周礼》和《左传》都说过,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周易》也有有关的文字,不妨仿效古制,呼嗟告天以求救。王莽自知即将败亡,于是率群臣到南郊九庙,自述受符命而登基之前后经过,仰天呼叫,乞求皇天殄灭众贼。又捶胸大哭,直到差点儿断气儿。又作千余言告天之策,自陈功劳。王莽甚至还组织诸生小民早晚大哭,专门准备了粥饭,恸哭最为悲哀的,以及能够诵念策文的,都任用为郎。这样新任的郎官据说多达五千余人。

在反新莽大军逼近长安的时候,王莽组织城中囚徒出城抵抗。但是这支临时组成的部队刚刚行过渭轿,就一起哗变,并且掘毁王氏祖坟,烧其棺椁,又焚烧九庙、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

十月戊申日这一天,绿林军从宣平门人长安。庚辰日,绿林军进入未央宫。王莽逃到渐台,被杀死。新莽政权灭亡。

王莽在六十八年的生涯中,暴起暴落,进行了种种政治表演。对于王葬的政治行为,批评之说不绝于史,近年则又有人给予“改革家”的评价。如果我们调整视角,尝试以文化考察的眼光透视其人格特征,也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

王莽因篡汉而长期受到传统的文化舆论的否定。流传极广的蒙学课本《三字经》说:“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清人编撰的《历代国号总括歌》也写道:“汉能顺取治杂霸,新莽篡者旋灭亡。”

事实上,当西汉王朝的衰落已经难以挽救时,期望新的政治形象、新的文化风格取而代之,以扭转危局,成为一种共同的心愿。王葬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结束了西汉王朝的统治的。

王葬虽然出身于外戚家族,却早年孤贫,于是“折节为恭俭”,在其他贵族子弟竞相侈靡时,能够谦虚谨慎,苦身自厉。一时“宗族称孝,师友称仁”,最终以道德积分的优势,取得了最高政治权力。这可以说是刘姓集团无奈的政治退却,也可以看作社会上下共同的文化选择。《汉书·王莽传上》说他节操谦谨,生活俭约。他有子四人,除一人病逝外,其余三个儿子都在年届三十岁,政治上即将自立时,因罪被王莽逼迫自杀。按照班固的说法,王莽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以示公义”。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形成相当少见的特例。

王莽曾经跟随名儒学习《礼经》,勤身博识,在历代新王朝的开创者之中,是非常少见的有较好文化素养的帝王。然而他却没有能够真正领会儒学文化的精髓,只是经常无聊地炫耀对于儒经的皮毛之见,于是起初因此而得势,不久又因此而败亡。

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下》中写道,过去秦王朝烧毁《诗》《书》,以立私议,王莽则宣传儒学词句以文饰其奸言,两者同归殊途,俱用灭亡。两相比较,文化立场虽然表面看起来相反,却走向同样的结局。

自居易《有木诗序》说王莽“色仁行远,先德后贼”。“德”与“贼”,是政治道德评价。如果以民间文化倾向作为评定的尺度,也可以看到王莽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王莽的首级后来被传送到起义军指挥中心,悬挂在宛城市中示众,百姓纷纷掷击,“或切食其舌”。有人竟然切割他的舌头食用,也反映民众对于王莽反复无常、虚伪轻浮的政治表演的厌恶。

农民暴动破坏了专制的政治秩序,也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生活。更始军占领关中之后,各部终日以抢劫掳掠为事,一时“横暴三辅”。

刘玄住在长安长乐宫,沉浸在宫廷享乐生活中,无心理政,一天到晚和妇人饮宴后庭,群臣请求上奏言事,往往大醉而不能见。有时实在不得已,竟然令宦者坐在帷帐中应付臣下。

刘玄又大封诸王,滥授官爵,长安于是有“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的传言。

有人建议应当变革制度,招纳英俊,因才授爵,以辅佐朝政,竟然激怒刘玄,被投人狱中。于是民众都对这个新政权表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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