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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的光荣

在东汉中晚期,士大夫中一些正直激进的分子,采取半公开以至完全公开的形式和当权的宦官集团抗争,曾经结成了在政治生活中形成重要影响的群体。这些同道同志者,当时被称为“党人”。政府迫害“党人”而发起的政治运动,当时被称作“党

事”。

当权的黑暗政冶势山对“党人”的追害,有禁止他们出任官职,并且限制他们的社会活动的形式,当时称作“党锢”。“党锢”,又写作“党固”,有时也称作“党禁”。

东汉中晚期,时政的昏暗,使得一些有胆识、有骨气的士人不堪忍受,于是奋起批判当朝权贵,揭露社会矛盾,发表不同政见。

如《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记述,在汉桓帝、汉灵帝在位前后,皇帝昏聩,政治荒乱,国家权力委于宦官,士人羞于与其为伍,于是出现了“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情形。他们又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大臣,裁量执政贵族,刚直不阿的品格,由此得以风行于世。

士大夫清议之风兴起,李膺、陈蕃、王畅特别受到祟重。三万余太学生的领袖郭泰、贾彪等与他们关系紧密,太学中曾经流传这样的赞美之辞:“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其中,李膺的声名最高,士人能够和他交游的,称为“登龙门”。

李膺曾经任主持京师附近中枢地区行政的最高长官司隶校尉。当权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贪婪残暴,甚至杀害孕妇,听说李膺执法威严,畏罪逃还京师。李膺追捕张朔,依法处死。一时宦官集团不得不小心谨慎,甚至休假日也不敢迈出官门。

廷熹九年(公元166年),术士张成预言不久就会有赦令颁布,于是指使其子杀人害命。李膺依法处死张成。张成生前以方伎之术与宦官集团关系密切,其弟子牢脩于是上书诬告李膺等指使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相互结为朋党,攻击朝廷,扰乱风俗。

在宦官势力的作用下,汉桓帝震怒,下令郡国大捕“党人”。

李膺等人被逮捕,并且又牵连陈寔等二百余人。有逃遁未被捕获的,都悬赏购募。一时传令追捕逃亡者的使者频繁四出各地,道路上车马可以相望。

第二年,李膺等人被释放,允许归还田里,然而宣布禁锢终身。“党人”的姓名.也都一一记录在官府。

党锢之祸发生后,激进的士大夫集团并没有被强权压服。海内知识阶层益发群情激昂,他们将鄙视宦官专政,并敢于反抗的正直的天下名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光荣称号,广为传扬,形成了更为强劲的反抗当权宦官集团的舆论力量。

度辽将军皇甫规没有被列入“党人”名单,甚至自以为耻,上书请求以附党之罪连坐。可见“党人”在当时社会的特殊的舆论形象。

《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写道,李膺免归乡里,居于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都高尚其道,而斥责当政者的肮脏黑暗。

一时,“党人”的崇高风格为士人舆论所敬仰,朝廷的丑恶作为则为士人舆论所鄙弃。

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名士陈蕃为太傅,和大将军窦武共同执政。他们起用李膺和其他被禁锢的名士,密谋诛杀作恶的宦官。

宦官集团却抢先动作,双方对阵,宦官利用以往对禁军的控制,迅速瓦解了窦武率领的军队。

这次政治变乱的结果,陈蕃、窦武都被杀害,他们的宗亲宾客姻属也都被收捕诛杀,其门生故吏也都免官禁锢。

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门徒,因为“党人”名单遗漏,所以没有直接受到迫害。景毅慨然说道:正是因为李膺贤良,才令儿子以他为师的,怎么能够因为名籍偶然漏脱而求苟安呢!于是主动上表自请免归。时人都称颂他是道德高尚的义士。

被列为“八顾”之一的议郎巴肃,起初曾经与陈蕃、窦武一同合谋诛杀宦官,事败后,宦官集团并不知道他曾参与始谋,只是坐党禁锢,察觉后方下令收捕。巴肃从容不迫,自己乘车前往县府投案。县令面见巴肃,解下印绶准备和他一起逃亡。巴肃镇定地说,作为人臣的,有政见不敢隐瞒,有罪过不会逃避。既然不隐瞒政治见解,又怎么能逃避刑罚呢!于是从容被害。

被列为“八及”之首的张俭,曾经打击过宦官势力,久为宦官集团所疾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上书,说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谋危害社稷,而张俭是其首脑。子是诏令收捕张俭。

张俭流亡于各地,沿途所投靠的民家,无不看重他的名行,不惜冒着破家的危险予“收留,不惜牺牲自己予以掩护。张俭行迹所至,有十多家因此遭受惨重的迫害。

朝廷大规模逮捕党人时,李膺正在故乡隐居,乡人得知消息,劝他暂时逃避。李膺回答道:如果有祸事则不逃避灾难,如果有罪过则不逃避惩罚,这是臣子应当持守的节操。我已经六十岁了,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他拒绝出逃,自赴诏狱,终于死于狱中。他的妻子儿女被强制迁徙到边地,门生故吏及其父兄都被禁锢。

范滂在大诛党人之际,姓名列于诏书。督邮吴导来到县传舍,怀抱诏书,伏床而泣。范滂知道后说,一定是为我的缘故。于是自己来到狱中。县令郭揖大惊,自解印绶,说道:天下如此之大,子何为在此?愿意和他一同逃亡。

范滂说,我以一死则可以了结此次祸难,怎么能够牵累你,又让老母颠沛流亡呢?范滂的母亲在告别时说:你现在得以与李膺、杜密齐名,死又何所恨!路边人看到这一情景,没有不流泪的。范滂被处死时,年三十三岁。

这次残酷的政治迫害过后,“党人”横死狱中的多达百余人,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有六七百人。汉灵帝又诏令州郡全面清查“党人”,天下豪杰名士又有许多人名列“党籍”,因此遭到迫害。

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州郡又受命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

以记录和总结东汉历史而著名的史学家范晔曾经为“党锢之祸”发表过这样的感叹:李膺在个人面临危难的政治形势中,宣传正义的主张,影响民间的风习,赞颂“素行”以鄙弃“威权”,崇美“廉尚”以撼动“贵势”,从而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形成向黑暗政治抗争的潮流,深牢监禁,家族破败,都不能动摇其志向,甚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这是何等的壮勇啊!

“党锢之祸”,严格说来,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斗争。但是,东汉“党人”的正义感,无私情操,斗争意志和坚定气节,却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时代精神。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一文中曾经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东汉“党人”的气质与品格,体现着曾经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的人们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主流,后来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得到历代有血性有骨气的士人的继承。

在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浪潮中,被赦免的“党人”一旦恢复政治生命,就立即和当权的宦官相互联合,一同来镇压起义的农民了。

这当然是由阶级关系的历史大势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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