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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策

三国时代的各方英雄之中,孙策可说是最配得上成为英雄的一位,虽则曹操向刘备说过,“天卞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他得英雄标准,很与我的英雄标准不同,依照我的标准,孙策比起曹、刘二人更够英雄。

从表面上看,孙策创造了他的事业,多少是有所凭借于父亲的基础,事实上,他所继承自孙坚的,并无寸土尺地,只不过是旧部官兵一千多入而已。

他父亲孙坚被黄祖的兵射死之时,孙策才只有十八岁。首先,他表现出孝心和友爱,不仅把父亲棺柩运回江南,葬在(江苏丹阳得)曲阿,而且把母亲与三个弟弟拜托给一位住在江都县的前辈张纮。

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在道德上竟然如此优越,已经值得钦佩。况且,他对朝廷很忠,对人民很爱护,对朋友又极义气。

在他所交的朋友之中,以周瑜和鲁肃为最有名;周瑜这个人文武双全,不是一位轻易肯和别人攀交的。然而他对孙策的感情,超过了“水乳交融”四字所能形容,也超过了“亲如兄弟”四个字。周瑜和孙策不仅是和同胞兄弟完全一样,而且是比任何一家的同胞兄弟还要亲密。

鲁肃呢,才华不及周瑜,与孙策的关系不能像周瑜那样之兄弟而兼好友;却也超过了普通的长官与部属的交谊。原因是:孙策不是一个专门把别人当部属,或是只肯吸收庸才来供自己颐指气使的大官僚或大军阀,他所需要的,是意气相投的,同样有志气,有抱负的人物,最好是与他相伯仲的,如同周瑜一样的英雄。

他不把鲁肃当普通的部属看待,鲁肃也就不把他当作普通的长官了。

他另有一种常人不可及的地方:他能把父亲的朋友变成自己的朋友;他又能把父亲的部属变成自己的部属,像程普、黄盖那样的老将,不是喜欢低头侍候十八九岁的长官的人,孙策却颇有办法,叫这些老前辈心甘情愿、服服帖帖。

孙策而且有办法对付那毫无信义的袁术,袁术是孙坚的患难朋友,也可算得是共讨董卓的同志,孙坚之死,也实在是为了替袁术打刘表而死。不料这袁术于孙坚尸骨未寒之时,强迫孙坚的夫人、孙策的母亲吴氏,交出孙坚在洛阳宮殿废墟中所捡到的秦、汉两朝的传国玺,又把孙坚所遗留下的一千多兵士与军官吃掉,不还给孙策(兵士与军官本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孙家或袁家的。然而当时的国家没有重心,在长安的以董卓为主持人的朝廷,非袁术和孙坚所承认。全国多数地区的军队,已经变成了私人的军队,这是军阀时代的现象。以军阀的道理,来评论军阀,袁术把孙家的军队吃了不还,真是太不够朋友了)。

孙策向袁术婉转暗示,说是想“招兵”,袁术装聋作哑,装作不懂孙策真意的样子,叫孙策到江南去招。

孙策把父亲的棺枢葬在曲阿后,陪了母亲,带了弟弟三人,到江都去住了下来。那时候,江都是广陵郡的一个县,广陵郡属于徐州牧陶谦。陶谦因为孙策是孙坚的儿子,而孙坚又是仇人袁术的朋友,所以对孙策便间接表示了不甚欢迎,孙策只得又带了弟弟,陪了母亲,再度来到曲阿。这时候,刚好母舅吴景是丹阳郡的太守。

不久,孙策就在曲阿及丹阳郡其他县份,竭力招兵。然而,只招到了几百人而已,形成不了一支力量。

孙策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把这几百兵带往袁术所屯驻的寿春(安徽寿县),向袁术软硬兼施,果然就要回了父亲孙坚所遗留下来的一千多名兵士与军官。

为什么以前袁术不肯把孙坚的兵交给孙策,而现在倒很客气地一说就答应了?原因很简单。以前孙策是一个人,一个十八岁的小孩子;现在,孙策虽则年龄不曾大了多少,而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是带了几百名兵士而来的、未可轻视的小领袖了。以前,袁术不怕孙策翻脸;现在,倘若孙策在寿春城内翻起脸来,不是随便就镇压得了的。况且,那些孙坚的旧部,难免不与孙策来个里应外合。

孙策的仪表,也叫袁术看了生出好感。袁术常常叹着气向人家说:“我倘若有一个儿子像这位孙郎,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怨恨了。”于是,他顺水推舟,不仅把孙坚的兵士与军官还了孙策,而且答应孙策,发表孙策为九江郡太守。

孙策在寿春等了一些时候,这九江郡太守的位置却被袁术给了一个姓陈名纪的丹阳郡人。

安徽西南部是汉朝的庐江郡。庐江郡的太守陆康,不肯送三万斛米给袁术,袁术叫孙策去打陆康。孙策自己也恨陆康,因为有一次他去拜访陆康,陆康却看不起他,叫“主簿”(秘书长)代见。因此,孙策很乐意去庐江一趟,让陆康见识见识。

袁术用不着说什么,孙策自然会去打陆康的,无奈这个袁术无聊成性,画蛇添足;他又向孙策说:“上一次九江太守的事,我错用了陈纪,很违反了我自己的原意,这一次,你把庐江郡打下来,那末,庐江太守的位置就一定是你的了!”

孙策一去,立刻就打败了陆康,拿下了庐江郡,可恶的袁术,又失起信来,任命一个姓刘名勋的做庐江太守,把自己对孙策所许下的诺言又忘记得干干净净。

孙策决心离开袁术,与他分道扬镳,各干各事。的确,和袁术这种人搅在一起,不仅搅不出什么名堂,而且迟早一定失败,同归于尽。然而孙策却不能说走就走,袁术为人度量狭小,既不肯重用人才,也不愿意放人才走,孙策倘若明说“分手”,有可能被袁术暗算。

恰好这时候,袁术与原任扬州刺史刘繇处于对立状态,刘繇原驻寿春(寿春是汉朝扬州的首县),因袁术之喧宾夺主而迁到了(江苏)丹徒去。曲阿是不属于丹阳郡,而是吴郡的一县;丹阳郡的郡治在宛陵(安徽宣城),丹阳的太守那时候不是别人,是孙策的母舅吴景,丹阳的都尉也不是别人,而是孙策的堂兄孙贲。

吴景和孙贲,均算是袁术的一派,也均被刘繇赶走。

吴景、孙贲退到长江西岸的和县,袁术任命吴景为督军中郎将,叫他偕同孙贲,攻打刘繇的几个部下,驻扎在长扛东岸的樊能、陈横、张英。打了一年以上,打不了这三个人。

孙策为了自己想脱身远去,便向袁术自告奋勇.说愿意去历阳,帮助吴景、孙贲二位去打樊能、陈横、张英;不但打这三个人,而且要乘势替他袁术平定江东,赶走刘繇,使得整个扬州,名副其实地入于袁术所任命的一个扬州刺史的统辖之下(袁术所任命的这个扬州刺史,是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惠衢)。

君子可欺以其方;小人也可欺以其方,袁术是真话不听,假话必信的小人。他以为孙策真想再替他卖力一次,高兴得很,给孙策来个连升几级,发表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行是“暂代”的意思,在汉朝的官场习惯上,资格不太够的人,先作“暂代”,过一个时候,才实授,实授,清朝叫“真除”,汉朝叫“除”)。

孙策在当时不过是二十岁左右,竟然做了将军。

孙策带了自己的几百人,父亲所留下而袁术所归还的一千多人,加上很多的“宾客”,骑上了马,离开寿春,朝着历阳的方向出发。

随他而去的宾客,据说也有几百名之多,我们的孙郎确是真会交朋友的。

可惜,他的马只有几十匹。宾客不能每人都有马骑,军官有马骑的也不多(好在,大家的事业刚刚开始,以后一定有骑马的机会的)。

从寿春到历阳,也就是从今日的寿县到和县,直线的飞行距离,是一百七十公里,汽车走公路经合肥与巢县,在二百五十公里以上;倘若走汉朝时的大路,是不会少于三百公里的。

孙策这位少年将军,前呼后拥,与若干少年朋友及一千人以上的军官与兵士,走完这三百公里的旅程之时,队伍已经由于沿途有人参加,竟然膨胀到五六千人之多了。参加的人并非是看热闹、凑热闹的,而是被孙策的英雄气概所吸引来的。他们愿意跟随他,帮他成就一番事业。

孙策的母亲吴太夫人,这时候已被吴景、孙贲从曲阿迎来了历阳。孙策感觉到历阳即将成为他的军事根据地,怕老人家受到惊扰,就派入送她移居(全椒之东的)阜陵县。

然后,孙策便率领自己的人马,渡过长江,一举攻下刘繇设在牛渚(采石矶)的大营,获得了极多的营房、官邸、粮食、兵器(孙策渡江在兴平元年,《后汉书·献帝纪》、《江表传》误作兴平二年)。

刘繇的几个部下,樊能、于糜、陈横、张英之流,都经不起孙

刘繇的几个部下,樊能、于糜、陈横、张英之流,都经不起孙策一打。他们所守的“当利口”等险要,也都入于孙策的部队之手。

丹阳有一个人,姓笮名融,外表是佛教徒,而行为是强盗,这时候啸聚在秣陵县,与当过下邳国的国相薛礼合伙,算是刘繇的朋友。孙策和他们接了三仗,第一仗杀了五百多,第二仗孙策中了箭,但伤不重,第三仗又杀了他们一千多人,从此笮融深沟高垒,不敢再出来对孙策挑战,孙策也懒得和这个人纠缠,暂时把他丢下不理,去打湖熟、江乘、海陵三个县(湖熟县的县城,在今天是南京市东南的湖熟镇。江乘县在句容的北边,海陵县,就是泰县,在长江之北)。

谈到那个笮融,各种间接史料的说法并不一致。《后汉书·陶谦传》说他带了几百名徒众,到徐州来过,陶谦由于是同乡关系,很关顾他,派他监督广陵郡、下邳国、彭城国三个郡国的粮食运输。他却中饱了这些粮食,用这些粮食所换得的钱,造了规模颇大的“浮屠寺”,有“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宝塔,又有可以容纳三干多人的庭院,在庭院的周围造了厢房与回廊。大殿中的佛像,涂了黄金,穿了锦彩。每逢“浴佛”的日子,笮融免费招待来行礼或观礼的入。接受招待的,有一万人以上。

倘若笮融仅仅如此而已,他倒不失为初期佛教的一大施主。虽则,在“挪用”了公家粮食的一个“小节”上,非任何以宗教为借口的辩护词所能洗刷得干净。

陶谦不曾怎样追究他挪用公家粮食的事。他对陶谦却一点人味儿都没有。曹操的兵一到徐州,他就率领了部队与信徒,离开下邳,向南逃难,迁居到广陵郡去,接受太守赵昱的丰厚招待;又对赵昱恩将仇报,在一次宴会席上杀了赵昱,把广陵首县江都城内的人民大大地抢掠了一阵,扬长而去。这哪里是一个佛教徒应该有的行为呢?

抢掠了江都以后,这笮融与他的一大股强盗渡江,在江南也为非作歹。其后到了(江西北部的)豫章郡,杀了豫章郡的太守朱皓。最后,据《后汉书》说,他被刘繇赶进了山里。

《后汉书·陶谦传》说笮融被赶进了山以后,不久就被人杀了。

《江表传》这部书却叙述了笮融屯聚在秣陵县城之南,“依(刘)繇为盟主”,而且让他分占了秣陵这样重要的县(秣陵是南京的前身;其后孙权在秣陵筑了一个大城建都,改称“建业”)。

孙策初到江南之时,由于年轻、漂亮,而且喜欢说笑话,和蔼可亲,部队的纪律又好到了极点,因此而深受人民欢迎,人民不叫他孙将军,而叫他“孙郎”。

刘繇本人,与他下面的各郡各县的文武官员,一听到“孙郎来了”,便都吓得弃官而逃。于是,孙策不须再花什么力气,就接收了大江以南的全部扬州领域。

他下命令,凡是刘繇或笮融的旧部,只要肯来投降,就官复原职,既往不咎。笮融的几千徒众,因此瓦解。

他而且规定了,凡是来他麾下当兵的,不管是否曾经在刘、笮二人那里当过兵,一概“终身免税”,“全家也免税”,至于不喜欢当兵的,他也一概不加以勉强。

结果,不到几天工夫,便有了两万多壮丁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孙策的营门。

马,他也买到了一千多匹。从此,做他的朋友不愁没有马骑了。(当时,有马可骑,好比现在有汽车可坐,难得有机会作了要人的朋友,而竟无马可骑,岂不那个?)

有了这两万多兵与一千多匹马,孙策就陡然成为当时全政治舞台上的一大角色,岂但是“威震江东”而已。

他掌握了江苏南部,也掌握了浙江与江西。他自兼会稽郡(绍兴一带)的太守,叫母舅吴景作丹阳郡太守,堂兄孙贲为豫章郡太守,堂弟孙辅为庐陵郡太守,父亲的老部下朱治为吴郡太守(庐陵是孙策所新设的一个郡,从豫章郡分出来的,豫章郡太大)。

这几位郡守,除了朱治一人以外,都是他本人的亲戚,我们可以原谅他:他虽则是英雄,但所处的时代是军阀时代,所演的角色又是军阀角色,因此也就不得不姑且为军阀之所为了(笔者对孙策颇有偏好,这是要请读者对笔者加以原谅的)。

袁术接到很多孙策在江南势如破竹的报告,欢喜了妤几阵子。没想到自己刚刚僭号称帝,孙策就派人送来一封长信,劝他“改过”。袁术气得半死,怎么肯改过?他不改过,孙策就不客气,对他翻脸、绝交。

聪明的曹操,冷眼旁观了很久,见到孙策与袁术绝交,便派人来,以献帝的名义,拜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孙策为“吴侯”。孙策欣然接受。

袁术在建安四年死了以后,大将张勋与长史(秘书长)杨弘等人,以及若干军官兵士都离开了寿春,向着孙策的地盘来,要投奔孙策。不知时务的庐江郡太守刘勋,竟然想占便宜,将张勋等人半途袭击,杀了人,抢了行李。

孙策恨死了这个刘勋,以前抢走孙策的庐江太守的位置的,也是这个刘勋。

孙策却暂时不露声色,反而装作与刘勋依然很好,劝刘勋到上缭(江西建昌)去打结寨自保的“宗民”。刘勋上当,带兵去上缭,孙策轻车远袭,取得庐江,刘勋只剩下了几百人,逃走。

《江表传》是一部野史,常有似乎有根据,而经不起查考对勘的话。然而,它也保存了许多可能是真实的事实,为其他的史料中所未见。我们因此也不能完全把这《江表传》丟在一边,也不可以在引用它所记载的事情的时候,不说明这是《江表传》上的记载。

例如,《江表传》说过,曹操在建安二年派了一位议郎,姓王名誧,来到江东,以一封所谓“戊辰诏书”颁给孙策(这戊辰二字大概是从诏书上的“某月戊辰日”而来)。诏书的内容,是任命孙策为“骑都尉领会稽太守”,准许孙策袭承孙坚的乌程侯之爵位。

诏书又说:“故左将军袁术,不顾朝恩,坐创凶逆,造合虚伪,欲因兵乱,诡诈百姓。……使持节,平东将军、领徐州牧、温侯(吕)布,上术所造惑众妖妄。知术……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是策输力竭命之秋也。……其亟与布,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戮力一心,同时赴讨。”

《江表传》的这一篇诏书,很令我们迷惘。曹操是吕布的死对头,怎么会叫孙策去和吕布合作呢?

《江表传》的这一段,又说:孙策兼骑都尉的军阶太小,叫人向王誧示意。王誧就“承制”拜孙策为假(读去声)“明汉将军”。王誧是一个区区议郎而已,如何敢“承制”封拜?

另一种史料《吴录》,却抄下了孙策所上的一个表,这个表似乎证明了在许县的献帝朝廷,的确有过诏书给孙策,说袁术“造合虚伪”。孙策的表上说:“兴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得袁术所表,以臣‘行殄寇将军’。至被诏书,乃知诈擅。……臣年十七,丧失所怙。……”

裴松之认为《吴录》所载的这一件孙策的表,也有问题。孙坚死时,孙策年十八岁,不是十七岁。我不觉得它有问题,因为孙策可能只是虚岁十八,而实岁是十七。

《江表传》又谈到了孙策讨伐刘表,对黄祖交战的经过:献帝又有诏书给他,叫他和“司空曹公”及“卫将军董承、益州牧刘璋”合作,同时打袁术与刘表。孙策正在准备出发,袁术已死。袁术的堂弟袁胤与女婿黄猗,怕留在寿春守不住,便扶了棺柩,到皖城(安庆)依附庐江太守刘勋。孙策骗刘勋去海昏县与上缭县打“宗帅”(据寨自保的宗族领袖们)。刘勋去了海昏,孙策就偕同周瑜,带两万兵袭占了皖城,俘获刘勋的兵两千人,船一千艘。

他随即溯江而上,到了江夏(武汉一带)。下面是《江表传》所“保存”的一件孙策所上的表:

“臣讨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刘表遣将助祖,并来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领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将周瑜,领桂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吕范,领零陵太守,行荡寇中郎将程普,行奉业校尉孙权,行先登校尉韩当,行武锋校尉黄盖’等,同时俱进。

身跨马栎陈(阵),手击急鼓,以齐战势。吏士奋激,踊跃百倍,心精意果,各竞用命。越渡重堑,迅疾若飞,火放上风,兵激烟下。弓弩并发,流矢雨集。

日加辰时,祖乃溃烂。‘锋刃所截,焱火所焚,前无生寇,惟祖迸走。’

获其妻息男女七人,斩‘虎狼’韩晞以下二万余级,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

《吴录》这一篇孙策的文章。写得太好(可能不是他自己写的,却也未必一定不是他所写)。由于它太好,太能印证《江表传》所说的关于孙策打黄祖的事,我们乍看有点不肯相信。

我的第一印象,也以为怎么周瑜、程昔、吕范,都官居太守了呢?而且,他们都当上了“中郎将”!孙权、韩当、黄盖,也一齐出了笼。这就热闹到像《三国演义》所常常描写的场面:每逢发生了什么事,不论大小,这些孙家众将官都“倾巢而出”。

我尤其怀疑的是,孙权在当时的年纪很小,何以也出马,而且官居“奉业校尉”?我查了一查,《三国志》吴的部分(原被陈寿称为《吴书》,被抄书、刻书的入改称为《吴志》)卷二,孙权的传,竟然明明白白记载着;“建安四年,(孙权)从(孙策)征庐江太守刘勋;勋破,进讨黄祖于沙羡。”沙羡是汉朝的一个县,在今天湖北武昌的西南。《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不同于《吴录》所引的孙策的文件之处是:孙权当时的官衔是“奉义校尉”,而不是“奉业校尉”。

再查《周瑜传》与《程普传》,这两人果然也的确是参加了孙策讨伐黄祖之役的。所不同的是:《吴录》上说周瑜是“建威中郎将”,而《三国志》的“本传”,说周瑜已经当过了建威中郎将,讨伐黄祖之时,是以“中护军,领江夏太守”的官衔,进行作战。程普呢,一点没有错,完全如《吴录》所记,在当时是“荡寇中郎将、领零陵太守”。

吕范呢?《三国志》的《吕范传》也记载了此人曾经以“征虏中郎将”的官阶,参加“征江夏”的战役,却不曾说他‘领桂阳太守”。这可能是传抄之时的遗漏;好比孙权的官阶,把奉义校尉抄错成“奉业校尉”一样。

周瑜、程普、吕范,这三个所谓太守都是“遥领”的,而不是真已到任就职了的。当时孙策的希望,是打平黄祖,为父报仇,取得江夏郡,交给周瑜坐镇;再叫程普、吕范二入去湖南,占领长沙、零陵、武陵、桂阳四郡。倘若有可能,就把住在襄阳的刘表也解决,吃掉荆州全部。

他的心胸很大,所以就提前任命周瑜等三人分领江夏、零棱、桂阳三个郡的太守。比起那袁术来,作风迥不相同。袁术在事前答应了孙策这一郡与那一郡的太守;到了事后,他并不兑现。孙策呢,事前就先发表了周瑜等三人为三个指定了的郡的太守。

可惜,讨伐黄祖的事,由于只打了个胜仗而未能将黄祖消灭,孙策未能夺得江夏的地盘,更谈不到攻取长沙与零陵、桂阳等郡。所以周瑜等人一时也不曾当到太守;他们对孙策绝没有绝望的牢骚,因为这是他们自己不曾能够消灭黄祖,不是孙策于事成以后,食言失信。

我又查了韩当、黄盖的传,这两人也正如《吴录》所记,与周瑜及孙权等人参加了西征江夏之役。韩当确是参加了的,官阶也正是“先登校尉”。黄盖呢,《三国志》本传里不曾提到西征江夏的事,也没有说他当过“武锋校尉”;只说他以军人而做过九任县长,于赤壁之役以前当到丹阳郡都尉,于赤壁之役以后因功被拜为“武锋中郎将”。这“武锋”二字,可能是由于他曾经做“武锋校尉”而来。

另一位名将周泰,《吴录》所引的孙策文件中未曾列入;但本传里说他当了春谷县县长,其后,从攻皖及讨江夏,还过豫章(郡),复补宜春长”。这样看来。黄盖这个当了九任县长的军人,也未尝不可能如《吴录》所记,以“武锋校尉”的名义参加那讨伐黄祖之役了。

我认为:《吴录》上这一篇孙策的表,可信。

倘若《吴录》关于孙策讨伐黄祖的一段是可信的,《江表传》的这一段既然与它颇能符合,那就也可信了。因此,我才敢说,《江表传》虽是野史,有时却也包含了真的史实。

正史比野史好,但也不是绝对可信。正史的一大缺点,为野史所没有的:是割裂史实。本来根完整的有关某人某事的史料,常常被切成几段几片,分别放在若干人的传记之中(正史的作者,自从司马迁、班彪、班固以来,就是偏重人物面不重事件的)。

例如,这件孙策打黄祖的事,就被《三国志》的编者陈寿,分別以碎片放在孙策、孙权、徐夫人、孙贲、周瑜、程普、韩当、周泰、凌统九个人的传记之中。

《三国志》吴的部分最疏漏的地方,是在《孙策传》里面,只叙述了他打下丹阳,打下吴郡,打下会稽,而不曾交代守这三郡的人是谁?这三郡的太守是谁?诚然,那位扬州刺史刘繇,很重要;陈寿叫我们感觉到,只须打走了刘繇,江东就都是孙策的了。事实,不能够如此简单;也不可能如此“索然寡味”。

倘若陈寿能在《孙策传》中,点上一点(提上一提)当时的丹阳太守是好朋友周瑜的叔父周尚,这该多么有趣。周尚让周瑜带了兵,也带了很多的船与很多的粮食,去历阳(和县)加入孙策的队伍(《周瑜传》里面,仅仅有“瑜将兵迎策”五个字;《江表传》抄录了孙策事后写给周瑜的一条命令,称赞周瑜“前在丹阳,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

周尚是袁术的人。孙策在当时也还仍旧是袁术的部下。所以,周尚肯让周瑜送兵、送船、送粮给孙策,并不奇怪,实际上这些兵与船与粮,都可能是周尚叫周瑜送的。

周尚虽则是丹阳郡的太守,却管不到本郡的长江东岸与南岸的部分。江的那一边,例如原为本郡首县的宛陵{安徽宣城),已经在吴景充任太守之时,被刘繇占了去。

周尚即使没有一个与孙策是好朋友的侄儿,也会尽量支援孙策,以收复丹阳郡的失地的。

刘繇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在《孙策传》里看不出来,必须读《三国志》刘繇本人的传(本传)。他原来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弟弟,青州东莱郡牟平县(山东黄县)人。他被本郡太守举为孝廉,本州举为茂才,当过县长,奉刺史之命,在济南地区担任“部从事”(视察官)。所谓“部从事”,意思是“莱州刺史部派在各地的从事”。所谓“刺史部”,就是该刺史所刺探的区域,就是“州”。留在刺史身边的从事,只叫做“从事”;派到本刺史部各地区去调查案子或住在那里坐办的,常常被称为“部从事”。

刘繇在济南当“部从事”,把济南国的国相“奏”了一本,免去官职。这个国相贪污渎职,虽然是某一个“中常侍”的儿子,刘繇却不怕他(中常侍是宦官,生不出儿子;儿子是抱来的养子。清朝有人是生了儿子以后,才去施行手术当宦官的)。

刘繇当时的官位很小,怎么能够上“奏”?我想,这是写《刘繇传》的人的“省笔”。他是在说,刘繇报告了刺史,刺史上了奏本给朝廷。这样的省笔,不足为法。

曹操欣赏刘繇这样的人,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破格录用他,做“司空掾”,在曹操自己的下面当处长一级的官(曹操在当时是司空)。刘繇不肯就职,曹操又荐他当“侍中”,他又不就。最后,曹操派他来扬州当刺史,他到了寿春,怕袁术,去了曲阿。

刘繇离开寿春,能到江南的曲阿来办公,完全是靠了孙家的力量:是孙策的母舅吴景与孙策的堂兄孙贲欢迎他去的。当时吴景是丹阳郡的太守,孙贲是丹阳都尉(曲阿是今天的江苏丹阳县,当时属于吴郡管辖)。

建安元年袁术酝酿称帝,刘繇认为吴景、孙贲是袁术的人,就出其不意,把他们两人赶走,赶到了长江的对岸,而且派了樊能、张英等人守住长江这边的渡口,以表示对袁术及其爪牙绝交。

曹操很欣赏他,派人以献帝的名义拜他为振武将军,升他为“扬州牧”。

孙策带兵来到曲阿,刘繇一逃,逃到丹徒(镇江),再逃,逃到了江西北部今日南昌一带的豫章郡,依靠豫章太守华歆(豫章是扬州的一郡,在理论上刘繇有权屯驻)。

孙策忙于肃清丹阳郡内部的草寇与聚寨自保的宗民,又要向东继续收取吴郡,转而向南,收取会稽郡,不曾费心思注意刘繇。在吴郡与会稽郡拿到手了以后,孙策移军西向,收拾庐江,打跑了庐江太守刘勋,这才有闲暇重新应付刘繇,而可怜的刘繇已经在豫章郡得病而死。

死前,刘繇曾和笮融打了一仗,确也把笮融赶入山中。以前,当刘繇尚在曲阿当扬州牧之时,笮融和他处得还算不错,号称“同盟”。笮融啸聚徒众屯驻在秣陵县之南,和城内的薛礼合伙,替刘繇挡了孙策,交锋三次。三次以后,等到孙策吃了吴郡与会稽郡以后,笮融就不再抵得住这位孙郎了。于是,杀了薛礼,走入山中,由山路到了安徽南部,然后沿着长江南岸,到达江西湖口一带的彭泽县,杀了自称彭泽郡太守的朱皓,也一度击败了从豫章郡来讨伐他的刘繇;最后终于被刘繇击溃,死在山里面老百姓的手里。

刘繇自己不久也得病去世。孙策听到消息,很有感慨,也很挂念刘繇家属的情形。恰好,王朗也来了信,恳求孙策照顾刘繇的儿子。孙策于是就派了太史慈去豫章,叫太史慈看看华歆如何对待刘繇的孤儿寡妇,也看看华歆在当地是否受到人民的拥护。

孙策而且给了太史慈一项重要的任务:收容刘繇遗留下的一万多人,包括军官与士兵。孙策告诉太史慈,刘繇旧部之中,凡是肯来的,一概收编,带回江东;不肯来的,绝不勉强。

太史慈把这三项任务,都办得很妥当。带了一些刘繇的旧部回来,他向孙策报告:他看到了刘繇的几个儿子,其中以十四岁的老大刘基为最好。他观察了华歆的为人与作风,认为是一个只想自保,不能进取的人。当地的人民对他很不服从;人民只肯纳税,而不肯应征当兵。

孙策很高兴,不久就向豫章进军。在到达距离豫章县只有几十里的椒丘之时,他派遣一位曾为吴郡功曹的虞翻,去豫章向华歆劝降。华歆对虞翻说:”我早就想摆脱这太守的职务,回北方家乡去休息了。孙会稽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就走。”(华歆称孙策为孙会稽,因为孙当时的官位是会稽太守)

虞翻回报了以后,孙策就赶紧带了兵来到豫章县(也就是今日南昌)的城下。华歆毫不抵抗,亲自“幅巾奉迎”(所谓“幅巾”,便是头上只是戴了便帽,而不戴正式的冠)。他不方便穿了汉朝的衣冠,去迎接这位目无朝廷、公然并吞数郡的孙策。

孙策见了华歆,立刻下跪行礼,向华歆说:“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礼。”

华歆在当时,确是声望很高,与郑泰、荀攸等人齐名。他是平原郡高唐县人(高唐在山东禹县西南),由孝廉而历官到郎中,一度退隐,被大将军何进征召为尚书郎;董卓依他自己的请求,外放他为今日渭南附近的下郢县的县令。他借此脱身而走,出了武关,到南阳,被袁术留住。他劝袁术由武关进军入陕,讨伐董卓。袁术只不过是想留下他,作一个点缀场面的花瓶,却没有兴趣听他那一套安邦定国的大计。华歆把讨伐董卓的建议向袁术陈说,岂不是白费?这正是孔子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初平三年八月,在董卓死了四个月以后,长安朝廷派来了太傅马日马日磾。马的任务是“安集关东”。所谓关东,指的是函谷关以东的各州各郡。马日磾把华歆从南阳带到徐州,叫华歆姑且做他身边的掾。“掾”在通常情形之下相当于处长、科长,也可说是随从秘书。

马、华二人在徐州接到了朝廷颁来的诏书,任命华歆为豫章郡的太守(显然是马日磾已经送上奏章,推荐了华歆。

华歆在豫章当太守,一直当到了孙策率领部队来到。

孙策待他很好,不把他看作一个来投降的部下,尊他为上宾,他也乐在江南优游岁月。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去世以后。曹操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孙权不想放他走。他向孙权说。“你留我在此,我便是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无用之物’。你让我去许县,我就可以在曹公的身边‘为将军效心’。”孙权就放了他去。

华歆去了许县,被曹操重用,先以“议郎”的本职,担任“参司空军事”的临时性的差遣。其后一连做了尚书、侍中、尚书令;华歆而且在建安十八年曹操进军濡须口征讨孙权之时,当了“军师”。这便是华歆如何报答孙家兄弟二人的礼遇了;也是他如何实现对孙权所许下的“为将军效心”的诺言!

像华歆这样卖友求荣,令人齿冷的伪君子、臭官僚,能用小忠、小信骗取人主的信任,又能用小廉、小义赢得社会上的虚名的,历史上实在太多。孙策真是看错了人。然而千古英雄,能不为小人所欺的,又有多少呢?

王朗是东海郡郯县人。东海郡大部分在今天的苏北,郯县属于山东。他当过郎中、县长,被举为孝廉,在陶谦那里当“治中”。治中是刺史身边最大的官,与“别驾”同为刺史的左右手。

董卓死后,王朗与别驾赵昱劝陶谦派代表到长安,向朝廷表示“奉承王命”。陶谦就派了赵昱去。朝廷很嘉许,拜陶谦为“安东将军”,任命赵昱为广陵太守,也把会稽太守的位置给了王朗。

王朗在(浙江绍兴一带的)会稽郡当太守,当到了孙策兵临城下之时。他与华歆不同。华歆在豫章立刻投降;王朗却不计成败,与孙策打了一仗。他败了以后仍不投降,乘船逃往东冶。东冶离开会稽很远,在今天福州的东北。

孙策亲自带兵追击,又在东冶打败了他。他这才服输、投降。孙策仅仅责备他几句,不加以杀害,让他在曲阿以平民的资格住了下去。

王朗在曲阿住了一些时候,也像华歆一样,被曹操征召了去,做官。但是他与华歆不同,没有怎样替曹操策划征讨东吴的事,虽则他也一度“参司空军事”(本职是“谏议大夫”)。他即使也像华歆那样,当了征讨东吴之时的“军师”,在人格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不曾被孙策下跪过,也不曾被孙权待以“上宾”之礼。

王朗后来在曹操那里所担任的工作,主要是在司法方面,官职是大理(等于清朝的大理寺卿)。作风“务在宽恕,罪疑从轻”。

公余之下,他写了几部书:《易传》、《春秋左氏传》、《孝经传》、《周官传》。他在太和二年去世(公元228年)。诸葛亮在同一年进行第一次的北伐,围郝昭于陈仓(宝鸡)。

王朗在去世以前,曾经奉了曹丕之命,写过几封信给诸葛亮与许靖,劝他们说动刘后主,“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诸葛亮与许靖,均不曾给他回信。诸葛亮特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正议”,算是给王朗的一个间接的答复。

王朗和许靖当年在会稽分手,一别三十余年。那时候刚从吴郡“逃难”而来不久。许靖这个人,是颇富于逃难的经验的。他是汝南郡平舆县人,在洛阳当“尚书郎”,得罪了董卓,逃到(河南太康的)陈国,投奔孔伷;孔伷病故,许靖到寿春投奔扬州刺史陈袆;陈袆又死,许靖到会稽,投奔了王朗。

在会稽,他遇到从吴郡逃来的许贡。许贡是吴郡的都尉,被孙策打垮了以后而逃来的。有人说,许贡不是都尉,是吴郡太守。也有人说,太守姓陈,名瑀。

孙策于打垮了许贡以后,接着就来打垮了王朗。王朗逃往东冶;许靖逃得更远,逃去了交州(越南)。

曹操派人到交州,带信给他,请他到许县来帮忙。他拒绝了曹操的邀请,回了一封信,鼓励曹操作汉朝的忠臣。信里有这么几句话:“今日足下持危扶倾。为国柱石,秉师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言出于口,即为赏罚;意之所存,便为祸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宁;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乱。国家安危,在于足下;百姓之命,县(悬)于执事。岂可不远览载籍废兴之由,荣辱之机?……愿君勉之,为国自重,为民自爱。”

许靖其后由交州去了益州,在刘璋下面历任巴郡、广汉郡与蜀郡的太守,其后当了刘备汉中王的太傅。

许贡留在会稽吴郡一带,不曾逃走得远,被孙策捉住杀了。

许贡的小儿子与许贡的忠心部下二三人,亡命在长江边,等候机会,为许贡报仇。建交五年四月初四日,孙策不小心,独自一人骑马外出,被他们遇见。这几个人一起动手,把孙策杀得重伤。

不久,孙策便因伤而死,年纪才二十六岁。临死以前,他把吴侯、讨逆将军、会稽太守的印绶,挂在二弟孙权的身上,向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孙策同时也拜托了张昭等人,好好地辅佐孙权。

有关孙策之死,有两个值得一驳的传说。一是《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所载,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这是不确的。建安五年四月之时,曹、袁还不曾在官渡对垒。另一传说,《搜神记》所载:孙策杀了道士于吉,于吉的鬼魂对孙策作祟,常在镜子里面显影。这也是附会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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