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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

诸葛亮第一次在刘备集团中露头角,是以刘备的代表的资格,说动了孙权,使得孙权决心派兵,与刘备共同抵抗曹操。

那时候,建安十三年,曹操在七月间向南进军,征讨刘表。刘表吓得吐血,在八月间去世,荆州交给了他的小儿子刘琮。刘琮领兵驻扎在襄阳;刘备已经率领关、张等人与几千兵士由新野退到樊城。刘琮不通知刘备,便向曹操递了降书;刘备得到情报,慌忙放弃樊城,分两路撤退。一路,上了船,由关羽统带,向江夏(武昌汉口)航行,目的在与刘琦的力量会合;另一路,由他自己与张飞、赵云统带,走陆路,由樊城渡了襄河(汉水),向正南的方向走,目的地是南郡(江陵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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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干刘表的部队,不愿意随着刘琮向曹操投降,都跟了刘备、张飞一起向南走去。而且,十几万的人民也陆续加入了刘备、张飞的行列。这些人民情愿离乡背井,由人民变成难民,是为的什么呢?一则是,他们早就听说曹操这个人很残忍,在徐州屠过五个城,又杀过袁绍的旧部八万名军官兵士。二则是刘备在新野与樊城的仁爱作风,使得当地的人民有目共睹,因此才感觉到跟他走,不会吃亏。

这十多万难民,不曾吃到刘备的亏;刘备却吃了他们的大亏。他们无心害刘备;刘备的确为他们所害。

有了他们夹在中间,塞住大路。刘备的部队与若干不愿降曹的刘表旧部,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方式行军。因此,不仅行军的速度太不够标准,而且无法安排随时能够应战的行列(作战部署)。于是,曹军追到之时,刘备吃了一个大败仗。

曹军是在当阳县的长坂坡追到刘军的。曹操本人丢下了笨重的“大行李”,选了五千名骑兵,一日一夜跑了三百多里。

刘军的一方面,虽则于战败以后有张飞带了几十个人在桥边断后,暂时阻挡了曹军一下,却也无法转败为胜,只得改变路线。不向正南的江陵走,而向东南的汉水走。走到了汉水边,等侯关羽的“船队”开到,刘备、张飞与一群新败之兵都一起上了船(难民大概是只得留在长坂坡到江陵的路上了,不可能也到汉水边,与刘军一齐上船)。

刘、关、张、赵四人与几千兵士到了江夏郡,与刘琦会合。刘琦的兵较多,有一万以上。双方的兵力,合起来勉强可以号称两万,与曹操的二十几万,不成比例。除非发生奇迹,刘备、刘琦的两万人如何能抵得住曹操的十倍以上的敌军呢?

然而,奇迹终于发生。诸葛亮走到刘备的身边,向刘备说:“事态很急了,请你派我到孙权那里,向孙权求救。”刘备于是就派了诸葛亮当他的代表,乘船向东。

孙权本人这时候不在吴县,不在曲阿(丹田),不在京口(镇江,丹徒),不在秣陵(南京),而在柴桑。

柴桑是一个依山而筑的城,在今天江西九江之西南的德化县。

孙权也正在为曹操的席卷荆州而焦虑,被曹操“与将军会猎于吴”的诺言弄得七上八下。他的第一助手长史张昭,竭力主张干脆向曹操投降。张昭的理由:一则力量不成对比;二则当年孙策曾经在临死之时交代过:倘若打不了胜仗(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

孙权的另一助手“中护军”周瑜,却一贯地主战,周瑜不是一个在参谋业务中磨练出来的精打细算的人;他是一个气冲斗牛、勇冠三军的英雄,从来不把数目字看成机械性的决定因素。对曹操的大兵团的实力,压根儿看不起。

孙权在当时年纪不到三十(虚岁二十七,实岁二十六),虽则消灭过庐江太守李术与江夏太守黄祖,还不曾有过与头等角色较量较量的经验。

孙权之所以拿不定主张,由于一方面他不能不承认曹操的威望高、兵多、能力强;另一方面,他却不能甘心把哥哥孙策辛苦得来的江东六郡,轻易送给曹操。

诸葛亮到达柴桑,孙权立即召见,问诸葛亮:“你从荆州来,荆州的情形如何?”请葛亮说:“很糟,曹操十分厉害,刘豫州吃了败仗”(刘备在当时常常被喜欢他的人称为“刘豫州”。因为他以前经陶谦荐举,担任过豫州刺史;后来,于徐州被吕布偷占了以后投奔曹操,又被曹操推荐,做了豫州牧)。孙权问诸葛亮:“你看我应该怎么办?”诸葛亮说:“这个,要请您自己决定。您估计一下,倘若能够以江东六郡的力量,抵得住曹操八个州及一个部的力量,那么就不妨早一点对曹操翻脸。反过来说,倘若自问力量不足以与曹操对抗,那就索性对曹操屈服,按兵不动,把甲胄封存起来,静候曹操派人来接收。这两种办法,随您采取一种。最坏,莫如狐疑不定,表面上对曹操服从,事实上又要保存独立,那就快要大祸临头了。”

孙权说:“你们的那一位刘豫州,他作何打算?”诸葛亮回答:“刘豫州的情形和您不同。他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他是汉朝皇室的一分子,对曹操这个把持汉朝政权的奸臣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况且他又是英才盖世,早就成了全国人士所崇拜的偶像,各方慕他的名而来效力献身的人极多,很像大小河流的水都奔向大海一样。刘豫州能否战胜曹操,听由老天爷来决定;即使败了,也无所谓。他是无论如何,不能向曹操投降的。”

孙权被诸葛亮的这一番话气得勃然大怒。孙权心里在想:“你们的那一位刘豫州是‘英才盖世’,不能考虑投降!我孙权就不是英才盖世?你竟然劝我考虑投降!”

孙权为了自己的面子,而赶紧向诸葛亮说:“你也不必多说了,我掌握了全部江东领土,我手下有十万雄兵,怎么可以受别人(曹操)的控制?我早就决定了,与刘豫州合作,共同抵抗曹操。但是,刘豫州刚刚打了败仗不久,能不能作战呢?”

诸葛亮回答:“刘豫州还有不曾伤亡的精兵与关羽所率领的水军一万人之多,刘琦在江夏郡的战士,也不少于一万人。曹操的兵虽多,听说他们在追击刘豫州之时,一天一夜走了三百多里,弄得精疲力竭,这叫做‘强弩之末’,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是北方人,不长于在水里打仗;所掳胁的荆州军民,对他们口服心不服,不能合作。孙将军,您倘若能派几员猛将,带几万兵去,与刘豫州并肩作战,‘协规同力’,一定可以击败曹操的军队,造成孙、刘、曹三方鼎立的形势。”

孙权听完诸葛亮的这一番话,很高兴。立刻下令周瑜、程普、鲁肃三员大将,领兵三万,去江夏郡与刘备、刘琦合作,共同抵抗曹操。

在诸葛亮未到柴桑以前,孙权已经先后听到过鲁肃与周瑜的主战论调。诸葛亮并不是第一位劝孙权对曹操作战的,而是第三位,也就是最后一位贡献这个主张给孙权的人。然而发生决定性的影响的,是诸葛亮,不是鲁、周二人。

鲁肃是早在八月间刘表去世之时,就向孙权献计,请孙权派他作代表,到荆州,在名义上是去吊唁刘表,在事实上是去联络刘备,鼓励刘备,叫刘备放胆对曹操作战,答应给刘备支援。

鲁肃走到夏口(汉口)之时,曹操已经向荆州进军;不久,鲁肃走到南郡的郡治(江陵),曹操已经在襄阳,收降了刘琮,向南猛追刘备。鲁肃走到了江陵之北、当阳之南的长坂,遇到刘备。刘备刚刚吃过一次败仗。

那时候,新败之余,刘备的阵营兵荒马乱,刘备本人自然也很心烦。鲁肃来到帐篷里,向刘备说明来意:劝刘备不必灰心,孙权一定支援。鲁肃而且向刘备描述了江东人民如何富庶,军队如何精壮。

鲁肃对刘备身旁的诸葛亮,作一番自我介绍;“我是令兄子瑜(诸葛瑾)的朋友。”诸葛亮对鲁肃也就推诚相与,成了朋友。

刘备不曾梦想到孙权会得先派人来找他,兴奋之余,就立刻叫诸葛亮作代表,到柴桑去向孙权答聘;同时,也催促孙权出兵。

历史上的小问题极多。原因是,史料总不会完全,也都不免于或多或少的主观成分。倘若有两个人叙述同一件事,结果便是两篇很不相同的故事。甚至,一个人叙述了同一件事两次,也可能写出先后不同的两篇故事来。原因:这一个作者先后所根据的史料不同,“蓝本”不同,或这一个作者先后的情绪不同,对书中人物的好恶不同。

陈寿在编写《三国志》的时候,常常有这个毛病。不仅时间颠倒,次序颠倒,而且写张的时候说张好,写李的时候又说李好。他在写《鲁肃传》的时候,把孙权出兵的事完全归功给鲁肃,不仅没有提到诸葛亮,也并未提起周瑜。在写《诸葛亮传》的时候,他又把孙权出兵之事,全部归功给诸葛亮。

有人说,这是“正史”的体例,为了避免重复面把某人的事写在某人的传中。我却以为详于此而略于彼则可,一点儿也不提起,就未免差劲了。

这一件孙权出兵抗曹的事,我们应该首先赞扬孙权。他倘若没有敢以弱敌强的英雄气概,十个鲁肃与周瑜、请葛亮,也说动不了他的。

第二,我们应该欣赏鲁肃。鲁肃是孙权面前第一个坚决主张抗曹的人,而且前后有两次都是如此。第一次,在作代表去荆州以前;第二次在从荆州回来以后。第二次,他的论调更加彻底。他在众人主张迎曹,孙权退席去“更衣室”(洗手间)之时,紧跟着孙权,跟到了“宇下”(走廊外边)。孙权被他的诚恳所感动,就拉住他的手,问他:“子敬,你有什么话要说罢?”(子敬二字,是鲁肃的字)

鲁子敬回答:“刚才那些主张迎曹的人,都是为自己着想,会误掉将军的大事。像我鲁肃这样的人,是可以迎曹的。迎了曹以后,曹会把我交给本县的地方官去量才录用,最低限度可以当个把不重要的科员(下曹从事),有小牛车可以代步,生活不成问题;倘若好好地干,也可能慢慢地升为一个州的刺史(年俸六百石),甚至一个郡的太守(年俸二千石)。孙将军,您倘若迎曹,曹操能够给您什么官呢?您将有什么样的出路?”

孙权说:“是啊!我的看法与你一样。”

周瑜的贡献,我们也绝对不可抹杀。周瑜虽则是推荐鲁肃给孙权的人,在主张上与学识上与鲁肃并不相同。鲁肃是自从见了孙权之面开始,就暗暗地向孙权灌输另创一个朝代,自为皇帝的思想。鲁肃没有一点“中兴汉室”的抱负,他奉孙权,所行的完全是现实主义,而不是正统主义;他志在攀龙附凤,做新朝的“佐命大臣”。周瑜不是如此。

周瑜向孙权直截了当地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好周瑜!这“操自送死”四个字,是何等的雄壮!周瑜,你真不愧为周瑜!当时,整个江东,整个,有没有另一个人,敢说、能说,曹操是来送死的呢?

周瑜向孙权作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曹军的四大弱点:第一,北方的内部并不安定,函谷关之西,又有马超、韩遂在造反;曹军有后顾之忧;第二,天气已冷,曹军的马匹没有草吃;第三,北方的兵士来到南方,水土不服,一定有很多人生病;第四,北方的兵士不长于水战,打不过江东的兵。

最后,周瑜向孙权说出最有力量的几句话,作为结论:“将军,您想捉曹操,最好就在今天决定。您给我三万精兵,让我开到夏口,我保证替您打垮这个曹操!”

孙权说:“对!曹操这个老贼,早就想废掉汉朝,自为皇帝了。他之所以还不曾如此做,起先是因为还有袁家兄弟二人、吕布、刘表和我。现在,袁家兄弟与吕布、刘表都完啦,只剩下我一人还活着。我和姓曹的老贼,在形势上不可能同时并存(势不两立)。你说我们该对他作战,很和我的意见相同。”

孙权在鲁肃建议抗曹之时,孙权对鲁肃说过:“这是老天爷把你送给了我!”

现在,于周瑜建议抗曹之时,孙权也向周瑜说:“这是老天爷把你送给了我!”

卢溥在《江表传》里对这篇故事有所补充。卢溥说:“孙权听罢了周瑜的一番话,就拔出刀来,把面前的案(矮脚小桌子)砍下一只角,对参加会议的若干人说,‘倘若有人再说我们应该迎曹,我就砍他,像砍这个案儿一样。’”卢溥又说,周瑜在会议散了以后,留在会场,向孙权说明:“那些主张迎曹的人,上了曹操的当,以为曹操的兵力,真如曹操自己所说,有八十万人之多。实际上,曹操从北方带来的,只有十五六万,加上了投降他的刘表旧部六七万,总共也不过是二十二三万而已。这些刘表旧部对曹操并没有信心,不是那十五六万已经走累了的北方兵所能驾驭的。所以,曹军的人数虽多,并不可怕。我们只要有五万精兵,便可以打败曹军了。”

在卢溥的《江表传》中,也有孙权听说老天爷把鲁肃与周瑜送给他的话,只是在文字上改为:“这是老天爷用你们二人来帮助我(此天以卿二人赞弧也)!”

《江表传》确是写得比《三国志》详细。《三国志》仅仅说了周瑜要求给他三万兵,孙权如数照给。《江表传》却说了周瑜开口要五万,孙权答应了先给三万。孙权说:“五万人一时来不及集中,但是已经有三万人早就集中好,船、粮食、武器,也都已准备妥帖。你和鲁肃、程公,先行出发,我随后就派人押运粮食,带领补充员,作你的支援。你能够把这件办了,最好。倘若不甚如意,也不要紧,你尽管回来,让我与曹操拚一拚。”程公,指程普。孙权因为程普年纪大,所以尊称他为程公。

由此看来,孙权似乎早就决心抗曹了,并不是诸葛亮来到柴桑以后,才作决定的。然而,我们再读一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似乎倘若诸葛亮不来,孙权就可能不出兵。究竟是《鲁肃传》与《周瑜传》正确呢?还是《诸葛亮传》正确?事实是;在诸葛亮到达柴桑以前,孙权虽有出兵的意向,却还没有出兵的行动。诸葛亮的功劳,就在这意向转为行动的一点上。

鲁肃与周瑜二人,除了是首先建议抗曹的人以外,在赤壁之战进行期间,担任了实际的任务,其重要性远非诸葛亮可比。诸葛亮在当时不仅不是联军的统帅或军师,而且连刘备的军师也不是(他当刘备的军师将军,是在帮助刘备打下成都以后。他受任为“军师中郎将”,也要等到赤壁之战结束,刘备攻下了湖南省的四个郡以后)。

周瑜在赤壁之战期间,是孙军的“左部督”,与“右都督”程普的地位相等。

他不是孙军的总指挥官。总指挥官是孙权自己,虽则不在前线。

他更不是“孙、刘联军的统帅”。孙、刘两方各干各的,只是“并肩作战”而已。

论军阶,他周瑜还不过是属于校尉之上、将军之下,所谓“中郎将”的一级。他是“建威中郎将”,程普是“荡寇中郎将”,而刘备早就是“左将军”了(孙权是“讨虏将军’)。

论兵力,刘备与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各有一万,周瑜与程普的兵合起来号称三万,实际上也不过是两万多人而已,甚至不足两万(周瑜因箭伤而死之时,他的全部“士众”仅有四千余人,由孙权下令拨给鲁肃接管)。

鲁肃在赤壁之战期间及其前后,都极为重要。他是“赞军校尉”,比周瑜、程普两个中郎将的地位低,却少不了他这样一个人来协调于周、程二人之间。周年轻,程年老。程在起初,对周很不服帖,经过了这一次共同抗御曹操,程普才和周瑜变成十分要好的朋友。

鲁肃不仅是周、程之间的协调人,也是孙军与刘军之间的“联络官”。没有鲁肃,这个仗是没有办法打的。曹操的兵有那么多,而孙、刘两方合起来还只是这么少;倘若不能合,岂不更糟?

鲁肃的大帮手,是刘备身边的诸葛亮。两个人的政略看法,完全一致,虽则各为其主。两个人在公谊上均深信必须孙军与刘军一致行动,才抗御得了曹军;在私交上,鲁肃和诸葛亮的同胞哥哥诸葛瑾也的确一向是最要好的朋友。

孙、刘双方这一次均是死中求生,猛将全体出动。孙方除了周瑜、程普二人以外,有韩当、黄盖、凌统、吕范、周泰、甘宁、丁奉、吕蒙,可说是人才济济。刘方,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魏延、马超,这时候都还没有成为刘备的部下)。

关羽在当时的地位已经很高,官拜“偏将军”,爵为“汉寿亭侯”。这个官与这个爵,都还是当年曹操在他杀了颜良以后,酬劳他的。

张飞的地位较低,只是一个“中郎将”。这中郎将的军阶,也是曹操所给,那是当张飞跟随刘备于被吕布赶出小沛、投奔曹操之时。

赵云在当时的官位难考,《三国志》本传说他替刘备主持骑兵部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骑兵团团长之类。他也许已经有了中郎将的官阶,或是仅仅为一个校尉。

周瑜要等到打完赤壁之战以后,才被孙权升为“偏将军”;关羽到了那个时像就被刘备由“偏将军”改为“荡寇将军”了。

在孙军的这一边,于赤壁之战以后,一升为“裨将军”,再升为“荡寇将军”的,是程普。

韩当在孙策之时是一个校尉(先登校尉),赤壁之战开始之时已经是一个中郎将。他要挨到建安二十四年跟着吕蒙偷袭关羽的南郡以后,才升为偏将军。

黄盖在赤壁之战期间功劳最大,所以升得也快。开始作战之时,他不过是一个“丹阳都尉”,获得胜利以后,他没有经过校尉的一级,升作了中郎将(武锋中郎将)。其后,他攻取了武陵郡,孙权再升他为“偏将军”。

在孙方的其他军官之中,以吕范的军阶为最高。赤壁之战开始之时,吕范是“征虏中郎将”;打完赤壁之战,他作了“裨将军”;再其后,升为“平南将军”。

凌统原是一个“破贼都尉”,打完这个仗,升为校尉。

周泰、甘宁、丁奉,这三人的军阶当时都不甚高。丁奉年纪最轻。在赤壁之战时不过是甘宁下面的一员小将。

吕蒙,是我们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所最不喜欢的一个,因为他后来害了关公(关羽)。吕蒙也的确是只懂军事,不懂政治,虽则是公余念了一些书,而究竟不曾把书念通的人。他茫然于盟约必须信守,抗曹必须联刘的大道理。

伹是,在赤壁之战期间,吕蒙也立了一些功。他的军阶,是“横野中郎将”,升作了“偏将军”。

在曹操的一方,大将出马的特別少。夏侯惇与夏侯渊兄弟、于禁、张辽、李典、臧霸,都不曾被曹操带来。被带来的知名将领,只有曹仁、乐进。当时不甚知名的曹纯、李通、满宠,以及刘表的旧部文聘。

曹操之所以如此,由于根本不曾把逃难的刘备与小孩子孙权看在眼里。刘表的襄阳,他兵不血刃就拿到了手。刘备的十几万难民与若干零零落落的“散卒”,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而他曹操的骑兵五千人,一天一夜就走了三百多里。文聘与曹纯追他们,追到当阳县东北的长坂,把他们打得稀里哗拉。虽则有张飞不怕死,带了二十个兵在桥的右边大吼,“我就是张翼德!来罢,咱们拚个你死我活!”因而争取到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宝贵时间,让刘备能够带了几个骑兵,或几十个骑兵,“斜趋汉津”(不继续向南到当阳与江陵,而改走斜路,奔向汉津,亦即今日的汉阳);虽则有赵云这另一位不怕死的人,拚了自己的性命救出甘夫人与阿斗(甘夫人并未跳井自杀,赵云不曾推倒土墙,做落井下土的事);刘备确是吃了一个十分不好看的败仗,丢掉全部难民,丢掉事实上的全部散卒(只剩下几个骑兵或几十个骑兵),而且也丟掉了两个亲生女儿。这样的一个刘使君,怎么能叫曹操仍旧承认他为“英雄”呢?

至于孙权,曹操记得他是孙坚的儿子、孙策的弟弟。孙坚打董卓的时候,虽则是比他曹操略高一筹(孙坚是打胜了的,曹操是打败了的)。然而孙坚是死在刘表的部下黄祖之手,这就不如他曹操之能够以大军压境,吓死刘表了。孙策,是人才,却受过他曹操的封拜,向他曹操低了头(不曾在死前有过袭取许县之想)。这小孩子孙权,算什么呢?

因此,曹操在连取襄阳、当阳与江陵以后,用刘表所遗留下来的大船与战舰,装载了若干万的兵士,从江陵南边的长江码头,顺流而下,浩浩荡蔼,航向江夏一一今日的武汉三镇(武昌在当时叫做鄂县,简称为“鄂”;汉口在当时称为夏口;汉阳在当时称为沙羡“汉津”)。

曹操绝对不曾料到,他拿不下江夏郡(江夏郡有十四个县与国,郡治在鄂县)。

他在航行之时,志得意满,由意满而感觉到一阵“满足了以后的空虚”。的天下,他已经拿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剩下的荆州江夏郡,与扬州九郡之中的六郡,益州、凉州,看来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似乎不成问题的地方,在最近的将来也拿下了以后,他曹操又怎么样呢(亚力山大在拿下波斯以后,也曾经有过如此的空虚之感)?曹操不仅感到空虚,而且也感到苦闷、忧愁。愁些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一天夜晚,刚好有皓月当空;他对着这可爱的明月,又生了“明亮得像这个月亮的,我却拿不到手”的自我渺小之感。于是,他百感交集,赋诗一首,诗里面有这么四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曹操这时候已经觉察到:地上的东西,土地、权力,他虽则已经似乎是想拿什么便拿到什么。天上的月亮,或类似月亮那样的亮晶晶的东西,他却毫无办法。人的力量,究竟是有限的。他也不过是“人”而已,怎么会逃得了空虚、死亡与忧虑?

曹操有一首“对酒当歌”,是千古名作。它把人生比作“朝露”;它把中年人“去日苦多”的怅惘,表达了出来;它描写了曹操自己用酒来填补幻灭,一般喝酒者“以酒浇愁”的心情;它也充分透露了曹操在人格上的优点与弱点。

曹操爱朋友,恋旧,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怨必报。报恩,是他的美德;报怨,倘若不出“直”的范围,值得原谅、同情。可惜,曹操在报怨之时,每每过分残忍。他的另一缺点,是志气高,欲望也高,高到了想“掇”天上的月亮,自找失望。

曹操在当时未尝不已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人,却在内心中存有“失败”的恐惧,“何枝可依”的灰色预感,太可怜了。他自比周公,求为周公,而所得到的是历史上与王莽相并列的恶名;“操莽”两个字常常被史评家写在一起。

“对酒当歌”共有八节,每节四句。这八节的排列次序,我怀疑可能有错,第三、第四似乎对调了才好。第五、第六也应该对调。然而,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现在,我按照别人相沿的排列次序,把它抄在下面:

(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四)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五)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六)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七)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八)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家父子(曹操与曹丕、曹植)的文采,不是孙、刘二家的人所能望其项背。老天爷给了曹家父子以文采,却吝惜了道德上的修养;给了孙家父子以英雄气概(孙坚、孙策,及早年的孙权),给了刘家父子以维护汉朝正统的任务,却吝惜了文采(虽则让他们都能写几句散文)。这便是老天爷真正公平的地方:他不偏爱任何人,不让任何人“十全十美”,有了权力、财富,又有幸福。

有人说,曹操在航行长江之时,“乐极生悲”,写出这首“对酒当歌”,这是一种即将吃一个大败仗的预兆。这个说法,不一定对。然而,曹操在交锋前夕,或交锋之前的若干夕,没有专心于布置水陆部队,没有专心于研究敌情、判断敌情,而一味“好整以暇”,饮酒赋诗,的确也未免过分轻敌,把刘备、孙权太不看在眼里了。

于是,到了交锋的那一天(建安十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他的沿着长江南岸而走的部队,与周瑜所指挥的孙权前锋刚一接触,便受到了挫折。

这接触的地点,叫做“赤壁”,不叫做“乌林”。乌林在长江北岸,赤壁在长江南岸(有很多谈历史的人,把乌林与赤壁的地点,说得相反,说乌林在南,赤壁在北,错)。

曹操的兵,大部分是从北方带来的陆军;小部分才是刘琮送来的水军(也有极小部分,是曹操在许县凿了人工湖训练出来的水军)。

曹操的水军,在船上由水路走,他的陆军却分成两路,分别沿着长江两岸,在陆地上行。

南岸的一路,在赤壁吃了亏。

曹操下令,叫南岸的陆军赶紧全部上船(船也是分为两路,沿着在江中两岸顺流下驶的)。

南岸陆军都上了船以后,曹操叫这些船都驶向北岸,与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船靠在一起。

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陆军,这时候停下来,扎营。由南岸而渡过长江,来到北岸的陆军,也接到命令,上岸扎营。

二十几万的大军,当然不能都挤在乌林这一个小地方及其附近。曹操即使笨,也不致笨成那个样子;况且,事实上也不可能。

到达的,也当然不是二十几万人全部;只不过是前锋及一部分主力而已。

船,就已经到达的而言,却极可能是被曹操下令;完全靠在一起(有没有用铁环结成一片,中了孙刘二方的所谓“连环计”,那就难考了)。事实上,船总是要用缆索扣在岸上什么地方的。

船多了,岸上不能有足够多的系缆之处;那末,把若干只船互相扣起来,只要把其中一只的缆系在岸上,就把它们都稳定了。

赤壁在嘉鱼县的西南,岳阳县的东北。它在长江南岸。

乌林在长江北岸,与赤壁隔水相对。

曹军之所以在赤壁,一遇到孙刘之军,就受到挫败,原因是:第一,孙刘军先到,曹军后到,孙刘军以逸待劳。第二,孙刘军以弱御强,以寡御众,“不战则死”;是“哀兵”。兵法上说:“哀兵必胜”。第三,曹军已经走了许多天的路,很疲乏;而且染了疾病与瘟疫的很多。是什么疾病与什么瘟疫呢?史料上没有记载(可能是消化不良与“恶性感冒”)。

曹操之所以把南岸的部队,都撤到了北岸去,为的是集中在一处,以便重新部署。他也可能是企图诱骗孙刘军追击到北岸来,自投罗网。

孙刘军这一边,未尝不想对撤往北岸的曹军加以追击。然而时机未到,他们自己人数太少,曹军太多。他们必须先使得曹军出了问题,然后才能实行追击。

在当时的战术传统上,要叫敌人出问题,不外是下列几种办法:甲,倘若敌方没有一个具有绝对威权的统帅,而是分别由几个地位不相上下的将军作“联合指挥”。那末,最好的方法是设法叫这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将军彼此不和。用造谣,用写信,用只打这一个将军的兵,不打那一个或那几个将军的兵,等等诡计。乙,分兵攻打敌阵之后或敌阵之旁,敌人所必须前往营救的仓库、营垒、城市,或京城,或同盟小国。这种战术,叫做“伐魏救赵”。外国兵法家称之为diversion。丙,分兵切断敌军与后方的交通线,或是掘堤引水,冲断这一条或多条的交通线,冲坏敌军的阵地或所守的城。

倘若“我军”兵多,敌军兵少,那就可以考虑于决战以前,将敌阵或敌城完全包围;或至少延展两翼,作即将包围或即将绕入敌后的姿态。

最后,才有决战。决战可以用全线冲进的方式,也可以用“两翼包抄”,或只打中央一点(中央突破),或左右两旁的任一点。或是把“我军”移到敌军之旁,对敌军侧击;或是引诱敌军先出动或先行军,然后予以侧击,夹击,或“切为数段”。

职业的民间说书家,以及把三国故事写成“演义”的人,不曾读过《孙子兵法》,更不曾读过“典范令”(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等)。他们心目中的打仗方式,很像是外国人比西洋拳,你一拳来,我一拳去。每一次重要的战役,例如官渡,都被他们描写成几个名将的武艺表演。颜良一枪刺来,关公一刀砍去。颜良的头落下,于是袁绍军大败,曹军大胜。倘若双方的大将,武艺不相上下,这就杀上几十个或几百个回合,十分好看。

什么是一个“回合”?我当年在阅读《三国演义》之时,正如一般的少年读者一样,完全莫名其妙。后来,在法国看到中古时代西洋人比武的电影,才得到一点灵感,悟出“回合”二字的意义(不一定正确)。

那末,什么是“回合”呢?先说什么是“合”。合,就是两马相遇,两位骑士的兵器相碰,双方从两个互相面对的地点骑马奔来,在彼此接近之时,双方的兵器不约而同互相撞击,甲的大刀砍来,乙的刀或矛挡去,于是有了撞击(矛,就是花枪)。

现在再说,什么是“回”。两位骑士,甲是由东边冲到西边来,冲过了乙,大刀碰过了乙的刀或矛。这一位甲兄的马并不停留,仍旧继续向西奔驰而去。乙兄呢,他的坐骑也继续由西向东,奔驰而去,双方各自奔了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才能勒得住马,掉转马头,甲这才改为由西向东,而乙改由东向西,双方对奔而来,这就叫一个“回”。回奔到相近之处,兵器又互碰一下,各自继续奔去,这就又有了一个“合”。

西洋人在中古时代比武,普通是撞上两三十回合,也就分了胜负。三国时代的骑士比武,倘不是故意表演花招,也应该在几个回合之内,分了胜负,没有撞上几十个回合,还分不出胜负的可能。

两军作战,与两个骑士比武,怎能相同?作战,要靠众多的士兵拼命,将帅的责任,是指挥、谋略,与事前的布置,事后的赏罚。双方的将帅有时也会狭路相逢,不得不出手较量之时,但在通常情形之下,很难面对面,个对个,比一比膂力与刀枪技艺(关羽一马当先,对袁军出其不意,刺死颜良,那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关羽在当时并非曹军的统帅或指挥官)。

《三国演义》在叙述别的战役时,总是不厌重复地说某人与某人打了多少回合,只有在写关羽刺杀颜良之时,写得相当利落;写赤壁之战,也避免了强调孙刘的某一将领与曹军的某一将领,打了多少回合。

《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的经过,十分精彩,在文学方面是一大成就;可惜与事实太不相符。我们写历史的人,为了忠于史实,忠于我们的读者,不得不把演义上的若干有趣的故事,一一指出其歪曲史实,或凭空捏造之处,令有些读者扫兴,甚至引起少数人为演义的作者辩护,真是很不得已。

简单言之,第一,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箭”的事,倘若孙刘军连箭都很缺乏,还谈什么抗曹?第二,诸葛亮不曾借到东风,东风是自己刮来的。没有东风,火攻的计划依然可以实施。黄盖把装满了干草的船,点了火,由南岸的上游之处,斜对着北岸的下游之处行驶,所倚仗的是水力,而不是风力。第三,诸葛亮不曾用“三气周瑜”把周瑜气死。诸葛亮不是那一种阴险的、在强敌当前之时而暗中谋害友军将帅的人。周瑜之死,是死在自己的箭疮。第四,周瑜也不曾有暗害诸葛亮之意。周瑜这个人光明磊落,坦诚待人,而且十分爱才。周瑜把老前辈程普都感动得说出“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怎么会容纳不了十比他小了七岁,而当时毫无地位的诸葛亮呢?

《三国演义》之中“三气周瑜”的故事,使得我们人很难团结。孙刘已经联合抗曹,却又要同时在暗中勾心斗角;周瑜想杀友军的人才诸葛亮,诸葛亮又终于气死友军的大帅周瑜。

赤壁之战的经过是这样的:曹军的前锋,在长江南岸,嘉鱼县西南的赤壁,遇到孙刘联军,发生遭遇战。曹军吃了败仗,吃败仗的原因之一,是兵士生子病的很多。

曹军在北岸的前锋,尚未遇到孙刘联军,阵容还相当完整。于是,曹操就下令,所有在南岸行军的前锋及陆续跟进的主力,都移到北岸来。船,也都留在北岸。人,都住在北岸陆地上的帐篷里。

长江的水面阔,一向有“无风三尺浪”的名声。曹军的船很多,不扣在一起,是容易飘浮得不成行列的。所以·就“首尾相接”,被破曹操或他的参谋业务人员吩咐扣在一起。

在孙军的这一边,有一位了不起的黄盖,他向周瑜建议,用火!周瑜接受了他的建议。

于是,黄盖派人在暗中向曹军递信,接洽投降,投降的动机,他在信里说成是在主张上与孙权、周瑜不合;他认为以江东区区六个郡的兵力,不能够抵挡中原的一百多万兵力;但是孙权、周瑜执迷不悟,妄想抵抗。所以,他为了避免与孙权、周瑜一起被消灭,情愿向曹操投降。

曹操告诉黄盖的代表,接受他的投降,叫他于指定的日期带自己的部队与兵器粮草,乘船由南岸到北岸来。

《三国演义》说,周瑜为了使得曹操深信黄盖不是诈降,而是真降,特地行了一番“苦肉计”,先叫黄盖在举行军事会议的时候,公然冒犯周瑜。周瑜叫众将领“各领三个月的粮草,准备御敌”。黄盖却突然大声反对,说;“莫说三个月,便支三十个月的粮草,也不济事。”黄盖又说;“若是这个月破的便破”(倘若这个月破得了曹操,我们便可以去破他);倘若这个月破他不了,那就只有依照张昭的主张,索性向曹操投降。于是周瑜大怒,叫左右把黄盖拖下去斩首。众将领纷纷求情,黄盖才幸免一死,改打了五十下“脊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流”。

事实是,黄盖不曾吃这个苦,也不需要吃这个苦。曹操很容易相信黄盖的投降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一,他的兵力比孙刘联军的兵力,大得太多。黄盖这样的人之不愿与周瑜同归于尽,是很合于常理的。第二,曹操所能知道的关于黄盖的情形是:黄盖曾经做过孙坚的部下,资格比周瑜老,屈居在周瑜之下,很可能心有未甘。第三,十几年来各方的将领背弃原主而投降曹操的太多(张郃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曹操受降成习惯。因此对于黄盖之降,丝毫不感到奇怪。因此也就不曾稍存怀疑之心。

到了所指定的那一天,黄盖点齐了十艘大船,装满干柴枯草,浇了油,盖了麻布,插上旗子,浩浩荡荡,驶向北岸的乌林镇,曹操的水陆大军集合之处。

在十艘大船的后面,有几只小船跟着,以备黄盖本人与放火的兵士于放火之后逃命。

黄盖自己站在第一艘大船的船头,其余九艘和小船,继续跟进,驶到江的中心,黄盖吩咐“扬帆”,大小船只,都扬起了帆,速度加快。

这些船转眼就接近了曹操水陆部队的屯聚所在。只差两里左右的距离,黄盖一声令下,点火!十艘大船上的兵士,一齐点火,燃烧枯柴干草;然后,摆好大船的舵。解开大小船只之间的缆绳,放走这十艘火球一般的大船。黄盖与这些兵士,立刻都跳上小船,掉转船头,急驶南岸。

火球一般的十艘大船,冲向乌林镇河岸的曹军兵船,兵船着了火,从一只烧到另一只,转瞬之间,成百成千的兵船都着了火。岸上的树林与帐篷,也大部分着了火,烧成一片。

曹军想救火也来不及,纷纷四散奔逃。曹操下令,全军向江陵撤退,扎在乌林镇、长江边的陆地上的曹军的帐篷与相距不远的树林,被烧成了火海,曹军未死于疾病与瘟疫的,这一次又被烧死、杀死、挤死、踏死了极多。

这一个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赤壁之战,应该改称为“乌林之战”。在赤壁的两军相遇,只是一个序战;在乌林的大烧大杀,才是决战。

烧的是长江北岸的乌林,不是长江南岸的赤壁。后世的说书家未加深考,把赤壁的“赤”字与“火烧”西字联想在一起,以为赤壁之所以赤,由于火烧。其实,赤壁由于上质的关系,本来就是赤的,无待于火烧,倘若是因火烧而变了色,那也至多只是接近地面的一小截棱烧成或煎成黑色而已,烧不赤。

而且,赤壁是在南岸,曹军的船与帐篷是在北岸。南岸赤壁即使被黄盖烧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孙刘联军在火烧乌林的那一天,并没有“隔江观火”,鼓掌大笑,或齐声喝采。他们早就在黄盖出发以前,全部准备完成;吃完了饭,穿了军服,披挂了箭囊等武器,手执长枪或大刀短剑,而且都登上了战船与大小快艇。

当曹军在船中与帐篷中被烧得慌作一团之时,孙刘两军已经于杀声震天之中来到。孙刘两军的将士,以必死的决心来与十倍左右的敌人死拼,以少抗多,以弱抗强,在大火浓烟的战场里面,获得了全胜。

曹操下令给他的尚未被烧死或杀死的若干部队,向南郡的方向撤退。所谓南郡,是指南郡的郡治(太守的所在地,首县)。当时南郡的郡治是江陵县,在长江的左岸。

曹操自己,带了亲信部队,走在大军的前面,算是替大军开路,而实际上是抢先逃命。

他选择了最近的路,也就是比较地可以称为“直线”的一条路:经过华容县城的所谓华容道。汉朝的华容县城,在今天湖北监利县的北边偏西,上坊东村附近(今日的湖南华容县,与汉朝的华容县毫无关系;它是三国时代吴国所创设的一个县,原名南安,到了隋朝才被不学无术的官僚改名华容)。

曹操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条华容道呢?因为,他的船已经被烧掉了,不能够溯江而上,由乌林回往江陵。而且江面上有的是孙刘联军的战船。

曹操可不可以由乌林,不向正西,而直奔西北,经过今天的沔阳与潜江两个县城,到汉水的河边呢?不可以!他没有了船,走到汉水的河边,有什么方法逃走?岂非自投绝路?

他只能奔向江陵,因为江陵还有他的若干兵,若干船,与一个可以防守的有城墙的大城。

因此,他必须选择华容道,虽则这华容道只是一条小路,不便行军,路的两旁,有数不清的湖沼与低洼的泥泞地。这时候,偏偏老天爷又下了几天雨,弄得小路上积满了水。

那小路本来就不是石头铺的(更不是沥青水泥铺的),是泥土铺的!雨水泡松了泥土,弄得路不成路,脚踏下去,提不起来,寸步难行,后边孙刘联军追得很紧。周瑜带了兵在追;刘备也亲自与关、张、赵三人带了兵在追。

曹操在这华容道上,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想了一阵,才想出一个办法,叫兵士到路旁的人家去征集草料,方法软硬兼施。草料到手以后,这些兵士必须背到华容道的路上铺路。果然,泥泞的路上有了草铺在路面,人与马都能够走了。

然而,草铺得慢,人马走得快。有一段路是铺好了,前面的路尚未铺,还有兵士在铺,这些兵士,却都被蜂拥而来的人马踏死。

曹操带了败将残兵,最后总算是到达了江陵县,他略加布置,留下堂兄弟曹仁与徐晃负责防守江陵,叫柴进守襄阳,自己一溜烟回了许县。

曹操一生,从来不曾受到过如此大的挫败。然而,他虽则心里自己明白,嘴里却不服输。他向人说:“我不认为撤退是难为情的事”(“孤不羞走”)。他又说:“船是我自己烧的!”周瑜、刘备带了孙刘联军,很快就赶到了江陵县的外围。聪明的曹仁,采取深沟高垒的战术,避免与周、刘较量短长(孙权自己暂时留在柴桑口,不曾来到赤壁、乌林;其后在十二月率兵攻打安徽中部的合肥城,与江陵城下的周瑜东西策应)。

甘宁向周瑜献计,袭取江陵之西的夷陵(宜昌),诱曹仁、徐晃出击。周瑜采纳,就叫甘宁担负这一项任务,甘宁一去,就占了夷陵;曹仁果然就派兵前来,把甘宁围住在夷陵,周瑜就分了一半兵给凌统,留在江陵城下,监视曹仁;自己带了那一半的兵去夷陵,把夷陵的围解了,救出甘宁,也给了曹军相当打击。

刘备这时候与周瑜并肩作战,热心得很,他以“左将军”之尊,不惜与上兵为伍,“身在行间”。关、张、赵三人,更不用说,刘备到了哪里,他们也带了兵在那里。

周瑜与甘宁、凌统等人所率领的孙军,是扎在江陵的江下及其外围;刘备的军队是扎在江陵对岸的长江南岸,他的营垒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叫做“公安”(公安的故城,在今天湖北公安县城的东北,油江口)。

孙刘联军与曹仁在江陵城下,相持了一年多。曹仁总是占不了上风,只有挨揍的份儿。曹操在建安十四年把他与除晃等人及其部队,都撤了回去。

孙权任命周瑜做南郡太守(程普已经于乌林胜利以后,被任命为江夏太守)。

刘备曾经上表绐汉献帝,保荐了刘琦为荆州刺史。这个“表”,当然只是一种形式:汉献帝是绝对看不到的。即使看到,也必然交给曹操决定,曹操从建安元年起当了“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从建安十三年六月起由司空转当了丞相。

刘琦过了不久便病死了。刘琦的部下,与刘备自己的部下,公推刘备继刘琦之任,为荆州的长官,不称荆州刺史,而称荆州牧。这时候,刘备已经于刘琦病死以前,用刘琦的名义,替刘琦收降了属于荆州的四个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刘备把武陵郡由自己直接控制;其余的三个郡,长沙、桂阳、零陵,他委托了诸葛亮代管调配军粮;他给诸葛亮的官位是“军师中郎将”。名为军师,而不是参谋长,相当于后勤司令之类;中郎将的军阶也不是将官一级,而是介乎将军与校官之间,介乎将军与校尉之间的一级)。

刘备不仅有了四个郡的地盘,而且接受了庐江郡的曹军将领雷绪的来归,雷绪的部队有几万人之多。

孙权见到刘备有地盘,有兵,又深得民心,就把妹妹嫁给了他。刘备是一个常常丢掉妻子的人,丢给了吕布,也丢给了曹操。甘夫人被赵云救了,不曾丢,在名义上却只是妾,不是妻,而且,甘夫人于赤壁乌林之战结束以后,活了不多久,就病故了。

刘备做了孙权的妹夫以后,便亲自由公安,乘船到京口(江苏镇江),算是谢谢他的盛情,而且,既然作了亲戚,当然该见面会亲。

刘备带去一件见面礼;写给汉献帝的“表”;在这一份“表”里,刘备推荐孙权为徐州牧,于是,不必等待汉献帝有什么回话,孙权便就了徐州牧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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