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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为人

在所有的三国人物之中,最能受到当代与后世的人崇敬的,是诸葛亮。孙权与蜀汉结盟,盟书中没有提到后主,也设有提到他孙权自己,却明明白白标出了“诸葛丞相”四个字。赞扬诸葛丞相“信感阴阳,诚动天地”。

被诸葛亮打得抬不起头来的司马懿,一生不曾在别人手中吃过败仗,应该是对诸葛亮“恨之入骨”了。这位司马懿却在蜀汉军队撤退以后,视察了一番诸葛亮的营垒布置,忍不住说出“天下奇才”四个字,表露了内心对诺葛亮的佩服。

诸葛亮不仅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德。刘备在临死的时候,一面对诸葛亮亲口说:“君才十倍曹丕”;一面写给后主与鲁王、梁王等几个儿子,说“能叫人佩服的不是才,而是德。……你们应该以(诸葛)丞相为师”。字里行间,刘备向儿子们称许了诸葛亮的道德足以服人。

刘备左右的两员虎将,具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关羽、张飞,膂力与诸葛亮不成比例,在年龄上也比诸葛亮多出了一大截,而且关羽也念过《左氏春秋》之类的书,张飞写字也写得出够资格刻在石头上作为碑铭的雄浑的字;这两人虽然在刘备开始对诸葛亮礼遇之时,有点儿不以为然,过不了多久便完全了解诸葛亮确是刘备这条大鱼所需要的水。再到后来,刘备于拿下成都以后,提升诸葛亮为将军级的军师将军(不再是中郎将级的军师中郎将),又赏赐给诸葛亮以相同于赏赐关、张二人的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关羽、张飞二人一点儿不觉得刘备做得过分,也丝毫不以变成了与诸葛亮于同等地位为耻。

而且,在关羽颇以与马超并列为耻之时(刘备自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只须诸葛亮一句安慰的话,便笑逐颜开。诸葛亮写信给关羽,说:“马超是一时之杰,英布、彭越之流,可以与张飞比一比,哪里赶得上你‘胡子’的‘绝伦逸群’呢?”诸葛亮和关羽的交情,可见已经够得上称关羽为“胡子”了(笔者曾经侥幸以后辈的身份,荷蒙于右任先生赏识,却从来不敢在于先生面前说出“胡子”这两个字。虽则于先生正如关羽一样,颇以自己的美髯为乐。于先生的胡子之美,为民国以来的第一人)。

张飞与诸葛亮也极好,从偕同入川打刘璋的一件事上可以证明。倘若不是张飞、赵云、诸葛亮三个人水乳交融,分工合作,怎么会席卷川北与川南呢?

赵云的资格也比诸葛亮老得多,他在刘备死后随诸葛亮北伐,服服帖帖,做了诸葛亮的部下(可惜,在建兴七年一一或建兴六年年底一一便去世了)。

黄忠去世得更早。在定军山之役的次一年,亦即建安二十五年。

五虎将另一位是马超。诸葛亮不是故意把马超搁在一边,而是想重用马超也无法办到。马超在刘备的章武二年已经去世了!

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个“诚”字。他从“诚”字出发,对君上的忠是诚,真心真意地尽忠,这是忠诚。对明友、同僚与部属和谐共事,守信用,这也是诚,诚信。

诸葛亮因为能诚,所以能公。公是没有私心,能够以诚心待人,忘记了小我,一切为对方着想,因此所有的表现,都昭昭然是一个公字。陈寿称赞他:“开诚心。布,公道”,可谓十分正确。

诸葛亮做到了赏罚公平。因为公,所以才能平。公到了“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于是,被赏的不敢骄傲,被罚的也毫无怨恨。有时候,使得因小过而被罚的入,知道了警惕而免于再犯更大的过;这在事实上是教训了他。古语说:“刑赏,忠厚之至。”便是这个意思。有些君王或长官,对臣民与部下完全放任,不赏不罚,造成了一种不痛不痒的姑息局面,一天一天地往下坡走,这才是不负责任,也是对臣民与部下太不“忠厚”。

有些人批评请葛亮治国太严,太喜欢用重典。“严”是事实。他为了挽救刘焉、刘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严。“喜欢用重典”,却不是事实。凡是要罚二十下棍子以上,诸葛亮都要自己复判了以后,才许执行,我们怎么可以说他喜欢打人或杀人呢?

我说诸葛亮好,我的理由是什么?是:他对得起刘备,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他的家人与朋友僚属,也对得起他自己,无愧于生平的抱负。

他对得起刘备,人人皆知。他对得起老百姓,有老百姓自己的反映,可以证明。在他去世的消息到达之时,各地的老百姓自动为他戴孝,戴了很久(我在1938年进了四川,见到川北很多地方的人头缠白布。他们并不是穆斯林。有人告诉我,他们的祖先为诸葛亮戴孝戴久了,缠白布缠成习惯,不缠就会头部受凉,因此而永远缠下去,子孙相沿,直到今天)。

当时,各地的老百姓,都要求给诸葛亮建筑一个庙。后主的朝廷中的官僚,认为这不合于“礼秩”,不许老百姓如此做。老百姓一面纷纷在路旁设祭,一面再度向后主直接要求,至少为诸葛亮立一个庙,立在成都。后主的朝廷中的官僚,仍然不许。

有两名地位不太高的官吏:步兵校尉习隆,与中书郎向充,实在看不过去,就鼓起勇气,向后主上了一个表,说:汉朝自从开始以来,功臣立庙的颇有前例。诸葛亮“德范遐迩,勖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不应该让他“烝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习隆与向充,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不在成都立庙,而在沔阳(汉中的沔水之阳)诸葛亮坟墓的附近立一个庙。这一个办法,总算被后主及其朝廷中的官僚批准了。

这些官僚与后主本人,在当时做梦也不曾料到,在今天有庙存在于成都的,不是刘备,不是后主,更不是那一群姓名早就被人忘记的官僚,而是我们所佩服的诸葛亮。

这个庙,我去瞻礼过。老百姓称它为“武侯祠”。我到达以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武侯祠”大门之上有一块匾,匾上的三个大字,不是“武侯祠”,而是“昭烈庙”(刘备的庙,刘备死后谥为“昭烈皇帝”)。

原来,将近两千年来的刘备的庙,不被老百姓称为刘备的庙,而成了家喻户晓的“武侯祠”。早在唐朝的时候,昭烈庙就已经变成了武侯祠了。杜甫有一首诗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锦官城,是成都。

杜甫很同情诸葛亮之“出师未捷身先死”,认为这是“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可悲之事。

杜甫在另一首诗里,把诸葛亮比成伊尹、吕尚,与萧何、曹参,“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诸葛亮自己在青年时代,不过是自比于管仲、乐毅而已)。

他确是一位“文武兼资”的人物。陈寿却只肯推许他的“理民之干”,不甚钦佩他的“将略”。他是否真的不会打仗呢?是司马懿打胜了他,还是他打胜了司马懿?陈寿的批评,有很多人认为是曲笔(陈寿在晋朝做官,而晋朝皇帝的祖宗是司马懿。陈寿可能惧怕惹祸,而不敢太称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不过,陈寿也未尝不替诸葛亮说公道话。陈寿以为诸葛亮之所以“连年动众,未能有克”,实在是因为:(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例如司马懿)。(二)“众寡不侔,攻守异体”(传说,司马懿有兵三十万,而诸葛亮仅有十万。究竟是各有多少,难考;魏方在陕西、甘肃的兵,多于诸葛亮在汉中的兵,却是很显然的);魏方以数量较多的兵取守势,诸葛亮以数量较少的兵取攻势,当然是诸葛亮的处境较苦了。(三)萧何有韩信可以推荐,管仲有王子城父可以推荐。诸葛亮找不到比得上韩信与王子城父的名将,因此而“未能有克”。

诸葛亮所能指挥的,只是魏延、王平、高翔、吴懿、吴班,与年轻的姜维。这些人,除了魏延以外,都是难以和韩信或王子城父相比的。

魏延倘若获得诸葛亮准许,以一万人经子午谷直趋长安,与诸葛亮会师潼关,说不定能够袭取洛阳,立下不世之勋,功名超过韩信。然而这是厉史上的若干所谓if’s(假定)之一,谁也不能预言结果一定会怎么样。

诸葛亮应该不应该接受魏延的建议?这也是一个所谓idle question(浪费时间的问题)。

魏延的建议,诸葛亮有权利不接受,正如你或我倘若在当时是诸葛亮,也有权利接受或不接受。这是各人的战略构想的问题。

打仗的事,多多少少含有赌博性质。胜负之数,所系的因子太多。兵多、将广、粮足的一方,可以打了再说,败了卷土重来;正如赌本雄厚的赌徒,可以千金一掷,输了面不改色。反过来说,兵比魏方少,将没有魏方多,粮食更是成问题的诸葛亮的一方,实在是虽则明知有胜利可能,而仍旧不宜于轻易冒险的。

何以说魏延的“子午谷计划”是冒险呢?因为,长安是一个大城,坚城,魏延带去五千名作战之兵与五千名背粮之兵,未必能够攻下;即使攻下了,也难免敌人不从洛阳及各地来援,对魏延部队来一个反包围。

长安的守将夏侯懋,是魏国的驸马,是纨袴子弟,是一个“不知兵”的人。诚然,谁能断定,在夏侯懋的左右与麾下,没有一两位知兵的、能征惯战的将领呢?我这些话,也并非“定论”。倘若魏延被诸葛亮准许带一万人经子午谷前往,那末,他一举而攻下长安,与请葛亮会师潼关,也不是全无可能的。

话说回来,问题在于诸葛亮本钱少,而冒不起这个险。

另一种关于诸葛亮军事才能的批评,是说他打来打去,不敢直接向长安打,或是直接向洛阳打,而故意“舍近求远”,打到了甘肃去。最后的一次也只是在长安西边相当远的武功,作“屯田”的打算。

说这种话的人,也是忽视了诸葛亮的实力与魏方的实力不成对比。诸葛亮只能够“舍近求远”,先取得渭河上游的天水、南安、安定、武都、阴平等郡(他在建兴六年春天第一次出祁山,获得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官吏人民的响应。他在建兴七年,又叫陈式攻下了武都与阴平)。

诸葛亮的打算,是先把蜀汉的防守线做巩固了再说(阴平的重要性,从其后邓艾经由阴平而偷袭江油城的一点上,获得证明)。诸葛亮把远在今日甘肃的几个郡先拿下来,是为了慢慢地扩充实力,同时解除了后顾主忧。

自从三国时代以来,中国人在事功上与道德上,及得上诸葛亮的很少,而批评诸葛亮的人极多(自己有所成就很难,批评别人极容易)。最常见的批评,是说诸葛亮忽略了分层负责与培养人材,以至于不得不事必躬亲,与身后无人继承他的事业。

这两点批评,我想,倘若诸葛亮自己听到了,也会承认批评得对。他的确是不该“亲校簿书”,不该亲自复判处罚打二十下棍子以上的案子。他的确也忽略了办一个军官学校,以造就堪比于姜维,或能力超过姜维的将才。

诸葛亮除了虚心接受类此的批评以外,可能要加上一两句诉苦的话。他倘若不“亲校簿书”,则簿书之上的一字之差,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错误,大到关系前方将士的生命。至于复判刑事法案件,也不过是略为看看,希望下面的法官因此而不敢“草菅人命”而已。至于办军官学校,或使用其他方法培养人才。他也知道这工作很紧要,只恨有心无力,抽不出时间来做(他把能省下的一点工夫,都用在教导姜维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批评诸葛亮或任何古人,都可以,倘若我们的动机,不是为了专找出他们的缺点,而是为了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责备贤者,是可以的,倘若我们志在做一个比他们更贤的人。否则,便是刻薄,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是自己毫无出息而对极有出息的古人吹毛求疵,自鸣得意。“无诸己而先求诸人”,不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我个人佩服诸葛亮,不是佩服他打了几次胜仗,或是佩服他做丞相做得很有成绩,如“野无醉人”等等,而是佩服他“人好”,佩服他做人做得够意思。

我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他对得起刘备,也对得起李严。对于也反对过他的廖立与彭羕,他也是十分对得起的。

廖立是武陵郡人,少年得志,在刘备自称荆州牧之时,做了“从事”,升为长沙郡太守;转到益州,又做巴郡太守;刘备自称汉中王,他做了“侍中”。后主继位,诸葛亮综揽一切,把廖立调任为“长水校尉”。廖立很不高兴,就在言语之中对刘备、关羽、丞相长史向朗、文恭、后主的侍中郭演,都批评得很厉害。蒋琬与李郃,把他的话报告给诸葛亮,诸葛亮上表给后主,说廖立“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好比乱群之羊,建议把他削职为民,流放到不毛之地的汶山郡(四川省汶山县、茂县一带)。

诸葛亮成全他,不请后主治廖立以死罪,而从轻发落,仅仅免去他的官职,流放到汶山郡去耕田,自食其力。这是诸葛亮十分对得起廖立的地方。

廖立也颇知好歹,心里对诸葛亮十分感激,而且存了终有一天仍被诸葛亮重用或准许回成都的希望。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汶山,廖立大哭。廖立说:“我永远也不能回到华夏的文明之乡,而要老死在这个不毛之地。与‘左衽’的番子住在一起了。”

过了若干年,姜维有一次行军,经过汶山,特地去拜访了廖立一次。姜维在事后告诉人说,廖立亲自率领妻子儿女耕田,身体很好,“意气不衰,言论自若。”廖立也确是一位“可人儿”,老脾气没有改。所好,汶山较为偏僻,又没有蒋琬之辈在旁边搜集小报告的资料,他尽管在不毛之地对边疆同胞用汉语大发牢骚,也不会再发生吃官司的事了。

另一名被诸葛亮治罪,而心中并不怨恨诸葛亮的人,是彭羕。彭羕是广汉郡的一个书佐,地位极低,因庞统、法正的推荐而获得刘备破格录用,当了益州“州政府”的“治中从事”(与今日的总务处处长或秘书处处长相类似)。此人得意忘形,目空一切,诸葛亮向刘备建议,把他外调为江阳郡的太守(江阳郡的首县,在今日的泸州)。这太守的位置,不算太低,而彭羕气愤得很,竟然图谋不轨,想唆使马超与他一起造反。他向马超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宅也。”马超被他吓得说不出话来;事后,不敢不告发他。他立刻被官厅逮捕下狱,判了死刑。死前,他写信给诸葛亮,承认孽由自作,不敢怨人,说诸葛亮是“当世伊吕”,希望诸葛亮好好地辅佐刘备,共成大事。他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只求诸葛亮了解他的“本心”并非“自求菹醢,为不忠不义之鬼”,只不过一时酒醉,说出了不应该说的话而已。

诸葛亮不曾因为彭羕写了这么一封悔过的信,而免他一死。原因是,唆使军人造反的罪非廖立的毁谤之罪,或李严谎报军粮不足之罪可比。

另有一人之死,完全是由于诸葛亮的坚决主张。这个人就是刘封。刘封原是(湖南省湘阴县东北的)罗国封君(罗侯)的儿子,姓寇,母亲姓刘。刘备在徐州丢了妻子儿女;到了荆州,就收养了这位寇封,叫他改姓刘,成为刘封。那时候,刘封已经是十岁以上的大孩子了。他长成了以后,竟然膂力过人,而且学得了一身武艺,随同张飞、赵云等人进益州,很立了一点功劳,被刘备任命为“副军中郎将”。其后,刘备叫他带兵由汉中,沿着汉水,顺流而下,到(湖北的西北部)上庸郡,会同孟达,夹攻刘璋的太守申耽,给了他以节制孟达部队的全权。申耽投降以后,刘备升他为“副军将军”,驻扎在(陕西省安康县西北的)西城郡。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在襄阳樊城攻于禁、徐晃,叫刘封与孟达出兵相助;这两个人竟然借口“山郡未附”,说是抽不出兵来。后来,关羽因吕蒙偷袭江陵后方而失败,就不敢向上庸的方向撤退,以致作了俘虏,被斩。刘备因此而十分痛恨刘封。

不久以后,孟达降了魏方,刘封不接受孟达的劝诱。西城郡的太守申仪,也降了魏方,击破刘封的部队。刘封只身逃回到成都(西城郡被魏方改称为魏兴郡,仍叫申仪做太守,驻扎洵口,洵口在洵阳县)。

刘封到达了成都以后,诸葛亮向刘备说,此人不可不除。据陈寿在《刘封传》中所写,似乎诸葛亮是为了防免刘备百岁归天以后的后患,而不是为了治刘封不救关羽之罪。所谓后患,指的是:刘封生性“刚猛”,又比阿斗刘禅年长(大了几岁。阿斗是在建安十二年左右才生下来的;他的母亲是刘备的姨太太甘夫人)。虽则刘禅已被立为太子,难保刘封不与刘禅争夺继承之权。

陈寿所记的,是不是事实?倘若诸葛亮是基于防患未然的原因而置刘封于死地,这是不足以服当世之人与后世之人的。刘封还不曾有过一丝一毫想争继承之权的言论或行动。大胆假定某人将来可能犯罪,而立刻就杀了这个人以防免他将来犯罪,这是最不讲道理、最野蛮而残忍的事。我不知道请葛亮曾否做出这种事;我希望陈寿写错。倘若陈寿没有写错,那我就不得不改变我对诸葛亮的钦佩了。

也许,刘封之所以被赐死,只是因为他不救关羽,又先后与孟达及申仪处得不好,使得刘备失了荆州,又失了益州的上庸郡、房陵郡与西城郡。倘若诸葛亮真是为了“防患未然”而冤杀了刘封,那他就未免太对不起刘封了。以我所知,除了这一件有待查考的案子以外,诸葛亮并不曾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

他一生为人忠厚。一个人是否忠厚,从他对家中的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对黄氏夫人很好,且无论黄氏夫人是否相貌平常。

他对养子诸葛乔与亲生子诸葛瞻,一视同仁,很细心地教育他们。诸葛乔是诸葛瑾的第二个儿子,于诸葛亮还没有亲生的儿子以前,过继了给他。其后,诸葛瞻出世。渚葛亮仍旧以诸葛乔为嫡子、武乡侯爵位的继承人。这便是诸葛亮十分对得起诸葛瑾与诸葛乔之处。他不肯更改诸葛乔这个“养子”的继承人地位,怎么会像陈寿所写,使出杀人辣手去干掉刘备的养子刘封呢?

诸葛乔于诸葛亮北伐之时,随军到汉中,被指定带了五六百兵,帮助转运军粮,与其他达官贵人的子弟一起在山谷之中奔走吃苦。

不幸诸葛乔在建兴六年病故,年纪只有二十五岁,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诸葛攀。诸葛攀其后做了“行护军、翊军将军”。诸葛攀于诸葛瑾的大儿子诸葛恪在东吴倒楣,遭受灭族之祸以后,转回东吴,做了“诸葛瑾之后”,延续诸葛瑾的“香火”,作为祭祀诸葛瑾的人(武乡侯的爵位,已经改由诸葛亮的亲生儿子诸葛瞻继承)。

诸葛瞻继承武乡侯的爵位时才两岁。十五个年头以后,诸葛瞻娶了后主的女儿,成为驸马;次年,官拜“羽林中郎将”,其后历升至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行都护、卫将军,与董厥(共)平尚书事(诸葛亮去世已久,不曾见到诸葛瞻的成长与成就。诸葛亮去世之时,诸葛瞻的年纪尚幼)。诸葛瞻于三十七岁的时候,和自己的长于诸葛尚一起在绵竹对邓艾的军队作战,壮烈牺牲。

诸葛瞻的小儿子诸葛京,因为年纪太小,不够资格参加作战,幸免于难。这是天佑吉人,使得渚葛亮不致绝后。诸葛京其后长大成人,在晋朝做了郡县的县令,调升东宫舍人,最后做到了广州刺史。

诸葛瑾的一支,前面已经说过,于诸葛恪灭族之后,因诸葛攀由益州回了东吴,也免于绝后。

诸葛瑾与诸葛亮是同胞兄弟,诸葛亮是弟。另一位弟弟是诸葛均,跟随诸葛亮到了益州,做官做到了“长水校尉”。

他们的父亲是诸葛珪。在东汉末年做过太山郡的郡丞(太守的副手)。诸葛珪早死,他们跟随叔父诸葛玄,先到(江西)豫章郡,后到荆州南阳郡。

诸葛玄在豫章郡为太守,时间很短。他是袁术所派的人;汉朝在长安的朝廷另外派了一个朱皓来(朱皓其后死在笮融之手;笮融为扬州刺史刘繇所破;刘繇控制不了豫章郡,朝廷又派了华歆为太守。孙策带兵打来,华歆投降,随孙策回江东,当孙策的上宾;过了相当时期以后,华歆去了许县,转入曹操的门下)。

话说回来,诸葛玄在荆州南阳郡邓县,把诸葛瑾、诸葛亮、诸葛均,以及诸葛亮的“小姊”养大成人,把这位小姊嫁给了襄阳县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当时的邓县县城不在今天的河南省,而在湖北省襄阳县之北)。

请葛瑾于孙权在江东继承了孙策以后,拜别叔父诸葛玄,奉了继母(诸葛珪的后妻),离开邓县,转往江东,经孙权的姐夫弘咨推荐,作了孙权的部下。从此,诸葛瑾一辈子忠心于孙权,不存“跳槽”、换老板的念头。

诸葛亮与诸葛均,由于命运的安排,先后作了刘备的部下,与诸葛瑾天各一方,各事其主。他们三人在私底下的兄弟骨肉之情,完全不曾因“政治立场”不同而有改变,依然是休戚相关的同胞。同时,他们也绝不因为是同胞兄弟,而试图互相勾引,使对方不忠于其主。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而他们做到了。

晋武帝司马炎,叫陈寿编订诸葛亮的文集。编成之后,陈寿呈献给晋武帝,附上了一篇“表”。陈寿在这一篇“表”里,畅论诸葛亮的一生如何多彩多姿,也强调了他死后粱、益二州的人民,“至今”仍十分对他怀念,“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表”中的“至今”二字,是指的“直到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上表的一年,距离诸葛亮去世的一年(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已经有了四十个年头。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诸葛亮不仅被怀念了四十年,而且已经被怀念了一千七百多年,直到我们的今天;不仅被梁、益两州的人民怀念,也被全中国的人怀念(东汉与蜀汉只设益州,没有梁州。梁州是魏国朝廷,把汉中即陕南等地,从益州分出来设置的)。

陈寿在“表”里说,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他不仅荣膺刘备的三顾,也深受孙权的“敬重”。到了刘备死后,后主继位。诸葛亮综揽军政,“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办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

这几句“论定”诸葛亮的治绩的话,是当时一般人的“公论”。陈寿并未“过甚其辞”。事实上,出于陈寿之口,更为客观。陈寿的父亲,曾经是马谡的参军,于马谡战败以后连带地被诸葛亮处罚。陈寿本人,也曾经为了某一件事,被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处罚过。

后代的史论家,却颇有批评陈寿不够客观,责备陈寿,说陈寿为了“私怨”而在“表”里写了下列几句话:“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陈寿的批评是否恰当,为另一问题。他确是并设有为了“私怨”而作出如此的批评:他不曾为了父亲的被罚,而说同时被治罪的马谡好;也不曾为了自己被罚,而说诸葛瞻不好。陈寿不曾否认诸葛亮有“治戎”之长,所批评的只是诸葛亮短于“奇谋”、“将略”。

陈寿而且找出三个理由,来解释诸葛亮何以“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第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例如晋武帝的祖父司马懿)。第二,“众寡不侔,攻守异体”,魏方的兵多,蜀汉的兵少,彼此相差太远,不成比例(魏有十三州部之中的八个州,一个部。蜀汉只有一个州。司马懿的兵力,号称有三十万,事实上有多少,待考,比起诸葛亮的十万应该是多到一倍以上)。诸葛亮采取攻势,司马懿采取守势,攻难守易。第三,诸葛亮的才能,比得上管仲与萧何。但是管仲找得到王子城父,萧何找得到韩信;诸葛亮在他的同时的人之中,找不出王子城父与韩信这样的人作为助手,因此就在功业上不能有管仲、萧何的成就。

陈寿的解释,是既公平而又没有火气的。倘若他仅仅指出这三项诸葛亮未能在军事上达到“龙骧虎视苞括四海”的原因,而不加什么“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按语,后世大多数的崇拜诸葛亮的人,就不会责备陈寿对“私怨”未能忘怀。因为,既然是对手方“或值人杰”,“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又找不出王子城父与韩信那样的人作为助手,诸葛亮即使有“奇谋”,也不敢轻试,即使长于“将略”,也难以实施。怎么就可以因他之“连年动众,未能有克”,而说他“短于奇谋与缺乏将略”呢?

打仗时事,胜败不系于一方,而系于双方,单就某一方而论,统帅有将略与奇谋,未必就能够每战必胜;所需要的别的条件,还多得很。陈寿犯了“以成败论英雄”的毛病。况且,诸葛亮并不曾败。他虽则没有来得及拿下长安,却也达成了“以攻为守”的任务,使得蜀汉先后免于被张郃、司马懿占领,以延长了几十年的生存。

诸葛亮“以攻为守”的战略,与现代军事科学中的“攻势防御”的战术,不谋而合。他的“将略”,非同时的若干“人杰”可比。陈寿本人,对军事完全外行,懂不了诸葛亮的将略。

裴松之引了一位“袁子”的话,说诸葛亮用兵“止如山,进退如风”。这一位袁子,生存于诸葛亮死后仅有数十年之时,所听到的“口碑”很多;所说的极可能是事实。

一个带兵的人,能够“止如山”,这已经是了不起了。岳飞也做到了这一点。岳飞使得金兵感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诸葛亮不仅能叫他的部队“止如山”,又能叫他们“进退如风”。这还了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将领实行了闪电战,所用的是飞机、卡车、大炮、坦克。诸葛亮到了第五次与第六次对魏战役,才分别有了木牛与流马。这两种运输工具,依然是倚仗人力,只是略为省力而已,他在头四次的战役中,连木牛沈马都没有。他竟然能够把部队运动得“进退如风”!他不是第一流的将才是什么?

《三国演义》的作者把木牛流马描写成自动的、不用人力或兽力的运输工具,使得许多入以为这是神话、造谣,根本不曾有过那么一回事。其实,木牛流马诸葛亮的的确确是发明了的。虽则并非自动的运输工具,而只不过是略省人力的运输工具。

诸葛亮也设计了“八阵图”。可惜,这“八阵图”又被《三国演义》的作者形容成妖气弥漫,以石头代替兵马的迷魂阵,神奇得叫读者难以相信。我在幼年之时,便是不相信有过这八阵图的一人,后来我读唐诗,读到“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二十个字,才修正我的怀疑。我想,像杜甫那样的道德君子,总不会把“道听途说”作为歌咏的对象吧?又过了若干年,我读的书多了一些,才完全相信诸葛亮确是设计了“八阵图”。不过,杜甫以为刘备在攻打东吴之时,用过这“八阵图”,却有点“未加深考”。

“八阵图”究竟是什么呢?是八个阵势的图,而不是一种兼有所谓生门、死门等等八个门的阵。这一张图,本是一种用以教导高级将领的教材或“教范”,指示了他们以八种基本阵势,与如何于敌军来攻之时,变化这些阵势。

在诸葛亮的时候,两军相遇,不像今天我们之双方猛掘壕沟,蹲在里面,互相密切注意。他们所做的,是赶紧安营扎寨。倘若双方的距离十分相近,他们就立刻“射住阵脚”,不让敌人来得太近(箭的有效射程,最好的也不过是一百步,亦即一百米左右)。

成千上万的兵,不可能挤住在一个营寨之內。一个营有五六百人,也不可能挤在一个帐篷之内。所以,双方的营寨都很多。而每一个营寨之内的帐篷也很多。

如何把若干营寨布置在地势优越的地方,保有水源与后方交通线,而且构成“箭网”,能够于被攻之时互相援救,攻人之时迅速集中,分途前进一一这便是一个在当时身为将帅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实务”才能。

到了出击或应战之时,双方于集中以后“摆开阵势”。最简单的是所谓“一字长蛇阵”。这长蛇阵的长处,并非如“外行人”所说,能够“首尾相应”,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首尾相距很远,实际上不仅不能首尾相应,而且最容易被敌人切成首尾两段,或若干段。这一字长蛇阵的长处,是便于包抄敌人的两翼或两翼之中的一个翼,绕到敌人后方。西洋的军事学家,称这种动作为out flank,中文译成“延伸两翼”。

在西洋的历史中,希腊人有所谓“方阵”,罗马人有所谓“分段阵”。我们中国人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鱼鳞阵”。鱼鳞阵可说是“复式”的分段阵,以次一排的分段单位,填补前排的空隙。

诸葛亮的“八阵”,是哪八阵?我个人研究得不够。八阵的总原则,我们可以从《三国志·蜀书·姜维传》中窥见一二:“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兴势,在今天陕西洋县之北二十华里,王平于后主延熙七年(公元244年)抵挡曹爽,派护军刘敏与参军杜祺,带兵守住兴势,自己以主力留在洋县之东八十华里的黄金谷,作为呼应。

诸葛亮曾经在汉中郡首县南郑县的外围,新造了汉城与乐城两个城,用意也是为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他当然不至于用石头代替兵马。杜甫所见到的石头,可能是刘备营垒所遗留下的残迹。造营垒的壁,是必须用石头作为基础的。诸葛亮在五丈原的营垒,也留下了石头基础甚至墙壁。这些石头与墙壁,后来被司马懿看到,司马懿很赞赏,说诸葛亮是“天下奇才”。

诸葛亮的才具,确是“兼资文武”。中国汉唐及其以前的读书人,文武兼修,不曾“分途”。孔子注重礼乐,同时也教学生练习射御。子路(仲由)是他门下的一位很会打仗的人。中国在宋朝以后,才出现了“文人不知兵”的现象。到了曾国藩操练湘军,这种怪现象才被逐渐改变。可惜,从袁世凯创办新军以后,又有一些所谓“军人”,自以为读过了步兵操典之类,便成了专家,把所谓“文人”一概不放在眼里。其实,步兵操典之类,文人也颇有读得很熟而了解得十分透彻的。孙中山先生不曾进过职业性的军事学校,对军事理论却颇有很精到的见解。在革命元勋之中,黄兴、陈其美、于右任,都不曾进过军事学校,而他们都以副元帅、都督,或总司令的身份带过兵,打过相当成功的仗。

诸葛亮的成就,超过了他在青年时代的愿望,他在隆中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管仲在功业上不过是扶助了齐桓公成为诸侯的盟主,在道德上却免不了有“三归”之玷。乐毅替燕国向齐国报仇,一举而打下了七十几个城镇,然而结果却受了奸人的谗毁,丢了官职,功败垂成。诸葛亮在表面上没有做到管仲的领导群伦,或乐毅的势如破竹,却在事实上奠定了天下三分。

诸葛亮并且使得全中国的人心不为那不顾道义的曹氏父子所迷惑。他敢于以区区益州一个州,抵抗曹家的八州一部;而且也在他本人的公私行为上做出一个好榜样,使得当代与后世的人不仅佩服他的行政能力与打仗技术,而且更崇敬他的为人,他的道德。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臣”,他是一个“宗臣”,值得推为模范受人宗仰的贤臣。

杜甫在他的另一首诗里说:“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杜甫接着说:“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这两句相当费解。一种解法是,三分割据的工作,太委屈了诸葛亮;诸葛亮的大才,好比是“威凤一羽”,具备五德,它升入云霄,经过千古万古,才被人们见到一次。另一种解释是:三分割据的功业,在诸葛亮的成就之中只不过是犹如羽毛一般的小事而已。我觉得第一种的解释较为说得通。

杜甫这一首“七律”的后四句是:“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在这四句里面,只有一个“失”字成为问题。它不仅费解,而且不可解。倘若这“失”字是“轶”字的讹写,我们就很容易懂了。杜甫的结论是:诸葛亮不是不知道汉朝的天下难以恢复,然而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实践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所以不惜以烦劳的军务,磨折自己的身体,以至于死。

我个人的看法,与此稍有不同。诺葛亮似乎没有以操劳作为他慢性自杀的手段。他并不想自杀。他只是抱了“尽人事以待天命”的态度,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决心,奋斗到底。

他始终一贯,称得上“不负平生”四个字。这便是他不仅对得起君上、家人、僚属、朋友,而且也十分对得起自己的地方(这与自私不同。自私的人,实际上是最对自己不起)。

他死后成了人民所拜的神,也是极应该的。神是什么?神是:“聪明、正直,而一者也”的超过普通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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