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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人物蒋琬

诸葛亮在去世以前,曾经秘密上表给后主,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后主依照诸葛亮的意思,就在他的死讯到达成都之时,任命蒋琬为“尚书令”,这时候蒋琬已经是“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抚军将军,是一种“加官”,没有部队供他指挥)。

尚书令的职务,不过是主管天子在宫内的秘书处而已,虽则实权很大,可以批驳三公九卿的奏章,但是,自从西汉霍光以来,尚书令之上另有一位“录尚书事”的大官。这位“录尚书事”的大官,不管“本职”叫什么,都在事实上是“真宰相”。

诸葛亮生前是这样的一位“真宰相”。他从刘备称帝之时开始,就当了“丞相、录尚书事”。倘若他仅仅官居丞相,而没有兼了这“录尚书事”四个字的头衔;那末他便不曾有“真宰相”的实权,只是名义上的一个“丞相”而已。

后主叫蒋琬做尚书令,而没有立即叫他兼“录尚书事”,并非不肯让他继掌诸葛亮的职务,而是蒋琬本来只不过是一个“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地位太小,声望不够,所以,必须先升他为尚书令;然后,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再升他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又过了若干天,才终于特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同时,封他为安阳事侯(不曾被封侯的人,不能作丞相或真宰相)。

蒋琬于过渡期间所做的“行都护”的官,也很不小。所谓“都护”,是“什么部队都能管”。我们所熟知的是班超担任过的“西域都护”,那就比较小,因为宫名上有了“西域”二字,所管的限于在西域的部队。周瑜在东吴做过“中都护”,那就很大。因为他的官名之上的“中”字,不是指的“中等”或“中部地域”,而是“中央”的意思(汉朝的所谓“中二千石”比普通的“二千石”大,也因为那九卿之官是中央的官。中字指的是中央,有时候指的是“宫中”)。

蒋琬

蒋琬所一度担任的“都护”,官名上边有一个“行”字。这行字是“代理”或“试用”,意思是说这个人资格稍嫌不够,姑且让他先试试,做得好再“实授”。

“假节”的“假”字,不是伪造的假,而是暂借的假。意思是:把皇帝自己的“节”(权杖)暂借给他,于必要时代天子发号施令。

节制军队,任免大官(汉朝有过这“假节”的权力的人不多。诸葛亮有过。另外,魏、吴将“假节”改成了“使持节”;其后“都护”改成了“都督”,都督某州或某几州的军事,甚至“都督中外诸军事”。皇帝所保留的实权,越来越小)。

蒋琬又“领”了“益州刺史”。这领字倒不是“代理”、“试用”,或“暂借”,而是“兼领”,以较大的官职兼领另一个较小的官职。然而这益州刺史官职虽小(薪水是六百石,比不上太守们的二千石),在当时当地却是一个颇有实权的据点。因为,蜀汉所有的,也就是这么一个“益州”;而蒋琬虽则又因为“资格不够”而不能像诸葛亮当年“领益州牧”,在名义上,只是“益州刺史”,然而他在事实上却与东汉中叶的各州刺史不同,作了能够控制各郡太守与主管各郡财源与兵源的“州牧”。

等到他一升再升,于建兴十三年四月升成了“大将军、录尚书事”,他的实权就与当年诸葛亮做“丞相、录尚书事”的时候,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在名义上不是丞相而已(诸葛亮却也没有做“大将军”,也没有做过“都护”。都护的位置,刘备绐了李严。李严在建兴九年因罪被废,后主没有把都护的位置另给别人)。

蒋琬是曾国藩的同乡,湖南湘乡人。湘乡在汉朝也是一个县,县城就在今日的县城所在,属于荆州武陵郡。蒋琬于刘备在荆州抵抗曹操,只不过是刘表下面荆州“州政府”的一个“书佐”,地位很低。他不愿留在刘琮那里,随刘琮投降曹操,却选择了刘备。跟随刘备到了益州,被刘备任命为广都县的县长(广都在成都之西三十华里)。

蒋琬在广都当县长的时候,作风与庞统在耒阳当县令的时候相同:把日常的行政事务搁在一边,所喜欢做的只是喝酒与睡大觉。刘备以益州牧的身份来巡查、见到他如此地不尽县长之责,勃然大怒,不仅免了他的县长之职,还把他扣留,关在牢里,说不定想要他的命。

诸葛亮听到消息,赶快抢救。以前,庞统被免了耒阳县“代理县令”之职,只是暂时失业而已,并无生命危险。而且,不久鲁肃便写了信给当时驻屯公安的刘备,说“庞士元非百里之才,应该当一个州的治中、别驾(总务厅厅长或副州长)”。现在,蒋琬这样一个名气不大的人,是不会有大人物如鲁肃写信来撑腰的(而且鲁肃已死,即使不曾死,也并不认识蒋琬)。

诸葛亮走到刘备面前,替蒋琬说人情。诸葛亮也用了“非百里之才”这个理由,请刘备对蒋琬原谅。

鲁肃说庞统应该当“治中、别驾之任”;诸葛亮却更进一步,说蒋琬是“社稷之器”,堪以付托全国之事的大才。

刘备却也并不立刻就把这位醉汉重用,让他坐冷板凳坐了一两年,才给他一个什邡县的县令。

蒋琬挨到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做汉中王,才勉强被召入王府,当一名“尚书郎”。尚书郎是年轻人干的。这时候蒋琬年纪已不太小。

蒋琬只能怪自己不好,不该在广都县县长任上大喝其酒,给了刘备以极恶劣的印象。

刘备当了皇帝,诸葛亮做了丞相,蒋琬这才有了相当好的转机。被诸葛亮邀入丞相府,由区区一个尚书郎一跃而为丞相府的“东曹掾”(勉强可以称为人事处处长),蒋琬倒也在修养上大有进步,居然谦虚起来,承认自己的学问道德不够,请诸葛亮改派廖化,或就三位与廖化差不多的人之中选择一位:刘邕、阴化、庞延。

廖化在当时名叫廖淳,其后改名为化。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每每以为廖化是一个年轻的三等角色。我们也常常听到一句“俗语”,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其实,廖化年纪大,有相当能力,并不“窝囊”。他是襄阳县人,当过关羽的主簿(秘书长);于关羽兵败之时流落在东吴官吏之手。他用装死的方法逃出东吴官吏的掌握,陪了母亲向西边走,在秭归县遇到来伐东吴的刘备。其后先后做了宜都郡太守、诸葛亮的丞相府参军、广武驻军的督(当时称为“督广武”),最后升到“右车骑将军”,遥领并州刺史,封为中乡侯。他为人富于决断,作战很勇敢:“以果烈称”。

诸葛亮回给了蒋琬一封“教”,安慰他,说这东曹掾的职务,必须有你这样肯“背亲舍德”的人(不私于亲戚与有德于自己的人),才可以担任。因为,东曹掾有保举“茂才”的权力。

诸葛亮又在他的“教”里面说:“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

丞相的命令,在当时称为“教”。诸葛亮的意思是说:蒋琬,你也不必再谦辞了。别人做事,常常不能“隐于心实”,不能摆脱心里的情感,又不能保守办事的秘密。而且,保举出来的人,每每叫远近的老百姓莫名其妙,何以保举出那样的人。因此之故,我希望你就东曹掾之职。你应该把保举人才的事,做得像样,使得老百姓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使得老百姓知道你的这个东曹掾的地位,是既清且贵的。

诸葛亮的文笔,除了《出师表》那一篇写得十分流畅以外,在其他公私文件中是以难解著名。这大概是由于他事情太忙,想说的话又很多,于是就不知不觉创出了一种过于简练,而失之于有一点儿堆砌的文体。

所以,我才每每不怕读者嫌我噜苏,甘冒画蛇添足的批评,反复解释他老人家的若干节语重心长的话。

与陈寿很多同时的人,也感觉到诸葛亮的“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陈寿替诸葛亮解释,说《尚书》之中周公的几篇训诰,也很繁琐。“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

蒋琬做了丞相府的东曹掾,表现得很不错,不负诸葛亮的知遇。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把他与郭攸之、费祎、张裔这三个并列、称他们四人为“贞良死节之臣”。那时候,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蒋琬已经由东曹掾改任“参军”。郭攸之是后主在宮内的“侍中”,费祎是“尚书郎”,张裔是丞相府的“长史”(秘书长)。

诸葛亮率领十万兵北驻汉中,叫张裔与蒋琬留在成都,“统留府事”(统管丞相留在后方的办事处的事务)。张裔与蒋琬做到了“足食足兵”四个字:使得后方不缺少粮食,前方不缺乏兵源(诸葛亮所带的兵,不是雇佣兵,而是征兵。每次“瓜代”,有两万兵退役下来,另有两万新兵从今日的四川被送往汉中。这种工作,是张裔与蒋琬的任务之一)。

张裔是成都人,书念得多,经验也丰富。他在刘璋下面做过鱼复县的县长;在刘备下面被任命为益州郡(云南昆明一带)的太守,成了造反者雍闿的俘虏,被雍闿送往东吴,献给孙权。他在中途脱逃,躲躲藏藏。到了刘、孙在章武三年言归于好,他才被诸葛亮叫邓芝向孙权要了回来,留在身边做丞相府参军兼益州牧衙门里的“治中从事”。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去汉中,把他留了下来。升他为丞相府长史,官拜“射声校尉”,以射声校尉的本职兼领丞相府长史,偕同蒋琬办理“留府”(留守办事处)的事。

张裔在章武三年已经有了五十八岁;到了建兴八年,他虚岁有了六十六,病故。蒋琬被升任为丞相府长史,也加了一个官:抚军将军,以抚军将军的本职兼领丞相府长史。

当时,请葛亮的“丞相长史”有两个,一个随侍在他身边,是杨仪;一个留在成都,称为“留府长史”,先是张裔,后为蒋琬。

蒋琬做了留府长吏,在工作上与诸葛亮的接触比以前多。诸葛亮对他的器重不减当年,而且尤有过之(有些人起初能受到长官的识拔,过了不久,便由于成绩不佳而灰了长官的心。蒋琬和这些人相反)。

诸葛亮常常对别人说:“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公琰是蒋琬的字。“托志”的托字很费解,这是“诸葛体”的用字法。其实,改用一个“立”字,更妥(恕我大胆!像我这种喜欢咬文嚼字的人,大概是不会受到诸葛亮的重用的)。

我在前面说过,诸葛亮曾经在去世以前,秘密地上了一道表给后主,特荐蒋琬做他死后的职位继承人(当时,诸葛亮下面的人才很多,诸葛亮独独选上了蒋琬,一定是蒋琬确有值得特别信任的地方)。

杨仪是在汉中随侍诸葛亮身边的“丞相长史”,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却落了空。为什么?杨仪不是没有能力。他办事以迅速著名:“斯须便了”。这位杨仪生性骄傲,看不起同僚,尤其看不起“前军师”魏延,常常与魏延吵架,气得魏延有时候拔出刀来想干了他,他被吓得哭了出来。诸葛亮怎么会保举这样的一个杨仪,做未来的综揽军政的人呢?

我在前面也交代了:后主接受诸葛亮的推荐,先后把蒋琬一升再升,先升了尚书令,最后在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四月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蒋琬做“大将军、录尚书事”,做到了延熙六年(公元243年)升为大司马,以大司马的身份“录尚书事”。实权照旧而官阶升高。大将军是三公以下的官,地位不如丞相;大司马是三公之一,地位与大司徒(亦即丞相)相等。

三年以后,延熙九年,蒋琬在十一月间病故。综计,他当“真宰相”,从建兴十三年到延熙九年,一共当了十一个年头。诸葛亮做真宰相,也不过是做了十五个年头而已。

蒋琬在那十一个年头之中,做了些什么事呢?

蒋琬在他当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不曾有一次对魏方采取攻势。他对魏方,一直是只守不攻。

他而且到了当政已有四年,才在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带了主力进驻汉中。在汉中驻了六年,他又在延熙六年十月把主力撤回,回驻在涪县(绵阳)。

诸葛亮去世之时,杨仪与费祎不顾魏延的反对,把主力从武功五丈原撤到汉中;留下了一部分力量在汉中,交给吴懿。吴懿是刘备的吴皇后的哥哥,以“车骑将军”的身份“督汉中”。作为吴懿助手的是“安汉将军”王平。

王平也做了汉中太守,代替吴懿担任“督汉中”的重大任务。这个重大任务,起先本是刘备交给魏延担任的。诸葛亮在建兴九年调魏延以“前军师”的名义做先锋,这个“督汉中”的责任,便落在“都护”李严的肩上。李严因罪被废以后,继承他在汉中的职务的,似乎便是吴懿。

魏延的“前军师”,意思是前军的军师,也就是“先遣军司令”之类。这个官职,于魏延被杨仪谋杀以后,一度由邓芝承乏,但不久也划归了王平,于延熙元年改称为”前护军”,到了延熙六年又改称为“前监军”。

王平可以说是蒋琬所最信任的高级军官。蒋琬于进驻汉中之时(延熙元年),不仅叫王平继续做汉中太守与“督汉中”,兼任“前护军”,而且也叫王平“署大将军府事”。这是蒋琬把自己的大将军府的一切事务,交给了王平处理,好比当年刘备把“左将军府”的事务,都交给了诸葛亮一样。

蒋琬在延熙六年带了主力由汉中退驻涪县,汉中的事,更完全交给了王平,把王平的官衔,由“前护军”升高为“前监军”,“督汉中”升高为“统汉中”,“安汉将军”升高为“镇北大将军”。

王平却也不负蒋琬的知遇,在延熙七年(公元244年),魏方的二十万大军声势汹汹,来到汉中之时,不慌不忙,派了两位偏裨之将,对曹爽、夏侯玄等在(今日洋县之北二十华里的)兴势山迎头一击,就把魏军打得一时不敢再来。

王平所派去的这两位偏裨之将,一位是护军刘敏,一位是参军杜祺。

费祎带了若干兵马,从成都赶到汉中。魏方的“齐王”曹芳的朝廷,接到情报,适可而止,召还了曹爽等人。一场很可怕的风暴,突然云开雾散,王平的功劳很大。

蒋琬的值得称赞之处,是知人善任。他把前方的事交给了王平,后方的事交给了费祎。他自己就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去考虑较为重要的问题,以决定大计方针。

他早就在建兴十三年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之时,把“尚书令”的官职交给了费祎。延熙六年,他从汉中退驻涪县,又把“大将军、录尚书事”的“真宰相”地位,让给了费祎,只留下一个“大司马”的虚衔给自己(费祎对他始终尊重,直到他在延熙九年十一月病故之日)。

“公忠体国”这四个字,蒋琬是当之无愧的。提拔姜维,保荐姜维作凉州刺史的,也是蒋琬。

蒋琬在政略战略上,始终对魏方采取守势。他叫姜维去经营凉州,也是“避实就虚”,借羌胡的兵源与物资来加强蜀汉的实力,以长期对抗“跨带九州”的魏。

在他主持蜀汉军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孙权对魏有过两次大的攻势,一次小的攻势。我们没有见到蒋琬曾经采取过“平行的活动”以与孙权的行动相配合。

孙权于嘉禾六年(后主建兴十五年,公元137年)派遣朱然围攻魏方的江夏郡郡治、今日的黄陂县;其后在赤乌四年(后主延熙四年,公元241年)派全琮掘坏魏方(在寿县之南)的芍陂,派朱然围攻樊城,派诸葛瑾进攻(湖北南漳县城东南的)祖中。最后,在赤乌六年(后主延熙六年)又叫诸葛瑾的大儿子诸葛恪攻打六安。

蒋琬在这三年皆无行动,似乎是为了等待吴方打出一个名堂,然后才出动自己的兵,来“扩充战果”,“蚕食”魏的领土。

可惜,吴方的几次攻势,都没有什么收获。所以蒋琬才始终“持重”。朱然与步骘对他很误会,在赤乌七年上表给孙权,说蒋琬暗中可能与魏方有了默契。孙权替蒋琬解释,说“联为诸君破家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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