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新闻

隋文帝

从秦至隋创立四个大一统王朝的君主:秦始皇、汉高祖、晋武帝、隋文帝,在知名度上,是前二者响亮,然在历史评价中,当数隋文帝最高。不仅如此,即使在中国历代开国君主中,隋文帝也可以名列前茅。

隋文帝于历史是大有功绩的,他的大功绩不仅表现在统一大业上,且表现在统一后对天下的治理。

历史对隋文帝形象的记录是,性格庄重严肃,不苟言笑,即使至亲也从不开玩笑,外表钝木而内里明敏,有雄才大略。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难能可贵的俭德,这种俭德非但表里如一,且贯穿始终。他在北周官居高位,私人生活却非常俭朴,俭朴到几乎有些寒酸的地步,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弼大臣,依然如此,并把俭朴倡导为全朝的风气。他的俭朴,不是自我标榜的伪饰,不是映照鲜卑贵族奢侈的权宜之计,而是贯穿始终的本质,在成为万乘之尊后,更是予以发扬光大。

隋文帝以“成由俭、败由奢”为座右铭,曾对杨勇说:“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兴,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

隋文帝的内宫,可能是历代最简陋的内宫,后妃宫女的衣服及日常器具,均有严格的供应制度,不得逾越私取半毫,若有破损,加以补缀再用。他本人的饮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除了必须的宴会,每餐至多一小盆肉。他本人的寝宫,全是布幔布帐。他摒弃金玉,摒弃锦绣,摒弃所有的器玩。相州刺史豆卢通进献斑斓的绸绫,他下令当殿焚毁,以此阻绝各等官员各种目的进献。《隋书·文帝纪》说:“帝令行禁止,上下化之。”

在隋文帝君临天下的时代,上自大臣贵族,下至富商大贾,穿的不过是布帛,装饰的不过是铜铁骨角,俭朴蔚然成风。

以俭朴为立国之道,在于隋文帝深刻体察到,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农业,而农业每年的产值是有限的,要让农民安居乐业(农民安居乐业,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惟有将对农民的剥夺压到最低限度。俭朴的风气,可减少用度,缩小无谓的消费,使有限的农业产出,维持社会最基本的生活。隋文帝懂得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要想保住社稷江山,当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他即位之初,就将五千头官牛分赐给贫苦的农民,后来又多次推出降低税役、轻徭薄赋、宽恤民力的政令。

以民为本,与民休息,使隋朝在立国后与统一后,迅速受到了民众的拥戴。

人是复杂的,是多面的,俭朴的隋文帝也有奢侈的倾向,只是被他深深地压抑着。北周首都设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由于长期的战争,都城已凋敝不堪,出于新朝万物更新的感觉,隋文帝决定在长安另外择地营筑新都,名为大兴城。营筑新都城花了不少的工役钱财,但为了帝国的形象,无可厚非。在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他又下令在岐州(今陕西凤翔)造仁寿宫。仁寿宫的工程由杨素负责。杨素为讨好隋文帝的欢心,大发役夫,削山填谷。劳工的待遇是非人的,在棍棒的催逼下,万余人死于非命,工地上一片惨象。隋文帝知悉此事后,很是不悦。然当他游览新宫时,却为豪华气象笑逐颜开,直夸杨素是忠臣。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又大兴土木,从京城到仁寿宫之间,连置十二行宫,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是可想而知的。俭朴是难的,难在要克服追求享乐的欲望,努力克服这种欲望的隋文帝稍一松懈,便为佞臣所误,违背了他信守的初衷。

不遗余力地勤政,是隋文帝为君的特色。他每日坚持上朝,听取各级的奏报,甚至日落西山,仍精神不减地端坐着。有暇时,乘舆四出访问,途中遇见上表者,便停下来,亲自仔细询问,极有耐心。另外还派遣行人(特别的使者),去各地采听风俗。由此,官场的得失,民间的疾苦,帝国的现状,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勤政,使隋文帝成为明君。

出自真心的亲民,是隋文帝另一个为君的特色。关中闹饥荒,他派人前去了解百姓的饮食情况,有人带来百姓所吃的豆屑杂糠,他涕泪俱下,遍示群臣,沉痛的自我咎责,为惩罚自己,他撤去御膳,不近酒肉达一月。到泰山封禅,道中遇大量关中饥民往洛阳就食,车队行进困难,他关照警卫部队不得驱逐,从而出现了这样的奇观,饥民与御仗混同而行。他骑着马,见有扶老携幼者,或引马让路,或为之安慰。经艰险之地,令左右帮扶百姓。

亲民,使隋文帝深得人心。

中国政治道统,历来分两大体系:一是儒家的以德化天下,一是法家的以刑格天下。

隋文帝对待政治道统的态度,是兼容并蓄,他强调以儒家提倡的德来治国,不仅身为表率,且要求臣下、民众均得培养谦让节俭的美德;然与此同时,他却厌恶儒家的诗书,废除学校,实行愚民政治。

他相当偏爱法家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理论,以势立自己的权威,以术驾驭群臣,以法对违法现象矫枉过正。从而,他是喜怒无常的、随心所欲的、变幻莫测的,以此不让群臣熟悉他、窥破他。为明察群臣,派左右心腹到处打探,官员即使犯有小过失,他也必不轻饶,量以重罪。为考察官吏是否贪污受贿,他暗地派人送去钱帛,一旦有受者,即处以死刑。他常当殿杖责他所不满之人,有时一日竟达四次之多,怒气特盛时,便不顾青红皂白的推出斩首。他明令:盗军粮一升以上者,处死,家属没官;盗一钱以上者,处死,知情不报者连坐,同样处死。武库脏乱,他亲自临决,将有关人员处死数十人。

隋文帝用严刑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场发生腐败,防止官吏不尽职守,防止犯罪现象在民间蔓延。然他弃法律而不顾,仅凭自己的好恶主观来草菅人命,从而制造了恐怖气氛。

用刑过滥,不遵法律准绳的隋文帝有暴君之嫌。

隋文帝未能汲取秦始皇暴政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他滥用刑法为隋炀帝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基础。隋朝的再次二世而亡,隋文帝不能逃脱其咎。

《隋书·文帝纪》的末后有这样一段话,说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是的,隋文帝与曹操等一些雄才大略的君主一样,都有好猜忌的毛病,他们夺人政权,待自己获得政权,又怕他人仿效他们。故而,对追随他们谋取天下的功臣与将领,始终放心不下,一有风吹草动,不管是否事出有因,还是空穴来风,或解除他们的权位,或将他们打入囹圄,或将他们置于死地,情愿措置错关错杀,而决不姑息。

隋文帝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行为,使许多正直有良知的元老重臣被逐出了中央权力核心,以致在他身后缺乏一种制约隋炀帝奢欲的有效力量。他像后来的朱元璋一样,为儿子拔去了他认为的权杖上所谓的棘刺。但他自以为是的做法,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南辕北辙,使隋朝成了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

中国的王朝是家天下,家天下是按宗法制度父子相传,因而,一个君主是否能选择到能付以大任的接班人,是保证基业绵延长久的关键。隋文帝在这方面,铸下了不可弥补的大错,强行抛弃嫡长制的传统继承制,舍弃生性较为仁厚、不会作假的长子杨勇,而被巧言令色、善于伪装自己的次子杨广所迷惑,立了后者为太子,结果,社稷的继承人成了社稷的掘墓人。

最早对隋文帝做出整体评价的,根据《旧唐书·太宗纪》的记载,是在唐贞观初期。当时面对唐太宗的询问:“隋文帝何等主?”大臣房玄龄、萧瑀的回答是:“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仄。五品以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飧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之主也。”

隋文帝

瑕不掩瑜,总而言之,隋文帝还是功大于过。

隋文帝驾崩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有关他的死,许多人认为是杨广的谋弒,并举出了事实加以证实。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将不会被公开. 必填昵称和邮箱 *

*

滚动到顶部